华中科技大学最近清退了307名未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据《新京报》报道：“此次被清退的学生中，相当部分是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还有少数名人。”华中科技大学的两次清退“过期研究生”都引人注目，上次是前奥运冠军，此次是高官老板。此次的清退明显比第一次更需要勇气，因为不管此次清退初衷如何，客观上都将学术尊严之剑指向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三方“互利互惠”的利益怪圈。

“精英阶层”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出现的，它从改革开放前单一的“政治精英”一统天下逐渐分化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三足鼎立，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控制资源，用不同的方式影响中国社会。按道理说，三者之间应该相互制衡，尤其对于知识界来说，由于他掌握着道德、知识和良知的力量，在三方制衡中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如果知识精英彻底向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缴械，成为“既得利益的囚徒”，那么社会的前途就变得很令人担忧。

在中国，由于大学和各种研究机构基本上由政府所有，所以学者、科研人员和教师应属于国家雇员的范畴。或者说，中国知识精英的地位本就是依靠政治精英的国家垄断力所实现的。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如果政府和知识精英之间是雇佣关系，那么二者就很难称得上是“合作”，更不要提“制衡”了。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图景：从90年代中期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精英分肥，资源在相对狭窄的三方精英圈子里交换、流动。三者没有制衡，只有联盟。这在以高校为代表的知识界表现的尤为明显，我们最终惊奇的发现，中国政府官员的学历水平在最近十几年有着“狂飙突进”式的提高，某些官员从函授文科大专生一跃变成某重点工科大学的工科硕士的案例并不少见。如此大的专业跨度，在让人们佩服中国官员们的绝顶智商之余，也让人们感慨于中国官员们的胆量（袁剑语）。

实际上，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学历的高低和执政能力并无直接的正比例关系，一个官员或者商人拥有博士学位，并不说明他所有的真实学识，但是高学历、博士硕士学位仍然成为中国政治精英、商业精英竞相哄抢的目标，似乎隐约说明中国社会的另一个“潜规则”：除了权力和利益外，其他的“稀缺资源”也是精英们争夺的对象。而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正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所以在一个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大环境里，即便学位本身对于精英并无实际作用，却也免不了被“哄抢”。

《新京报》的报道明白的指出：“原本为照顾国企技术骨干而制定的研究生单考政策，如今已成为官员和企业高管获取文凭的渠道。而文凭背后存在各种隐性的利益关系。文凭能有助于官员晋升，官员、企业高管能为学院带来科研项目和经费。”

这实际上就是隐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精英背后的利益交换：政治精英用权力换取经济利益和学历地位，经济精英用金钱消费权力和学历，而学术精英更是从中渔利，以知识的力量来换取晋身庙堂的通行证和更多的金钱。一位博导对自己博士生的招生“结构”最直观的体现出这种交换：三分之一的名额留给官员、三分之一留给企业家、另外三分之一留给真正做学问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官员在经济利益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文化层次”显著提高，商界领袖的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也迅速蹿升，某些文化学者则用硕士帽和博士帽换得名利双收。这一“互惠互利”的循环被耍弄的虎虎生风。

从这个意义上讲，华中科技大学的两次清退，在客观上有很大意义，可以想见的，也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样的清退从客观上挑战了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互惠互利”的利益怪圈和恶性循环，然而可以想象，“高官老板研究生”绝不止存在于华中科技大学一家，希望“清退过期高官老板研究生”不是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