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大会》节目文稿

“‘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世界汉学大会2007在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莅临本次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汉学家，各位教授专家以及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2007年3月26日，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举行。与会者有中国政府的高官，海内外的知名学者，普通大学生，明德堂里一时间人才济济。让人们慨叹的是，这样一个非主流的专业会议竟然也如当下流行的学科一样门庭若市、盛况空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们共聚一堂，纷纷就各自的研究领域，将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与到会者一一分享。对于这门发源于海外，但却根植于中国的古老学科，更多的人看到了它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深远影响。

现代海外汉学也可以叫“中国学”，是一门关于中国所有一切的学科，包括了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等。因此有人说，这门学科是从地理上的边界来定义的，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海外华人都是被研究的对象。然而大约在100年前，情况还不是这样，那时的汉学还只是以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为主的学科。

    王：魏神父你好，我知道您不仅仅研究汉学，你还研究藏学，还研究印度学，还研究中西的交通史，包括对早期传教士的研究也非常深入，那么您觉得对与于汉学这个称谓，你有什么个人的看法，汉学这个称谓准不准确？

    魏：这要看你如何定义这个词语，因为汉学这个概念起源于20世纪初期，当然我们现在仍在使用这个词语。我们回顾西方人如何说中国，我们说的是18世纪前，汉学这个词根本没出现。“汉学”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含义，但是从“汉学”这个词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如你在会议中听到的，汉学这个术语的出现，是因为西方人试图了解中国而产生的。不只是理解中国国内，而且包括中国国外的一些东西，汉学也与一些国外如何理解中国的因素相关。

西方人试图了解中国，还要追溯到13世纪的欧洲。当时基督教的影响力日渐衰落，于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流传起来：在古老的东方，有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君主，他所向披靡，他将拯救基督教于水深火热。这个无比强大的首领叫约翰长老。于是西方人翘首以盼，等待着东方救世主的到来。然而众所周知，他们盼来的不是救世主，而是一场成吉思汗和他马背上的蒙古大军的血雨腥风。于是，救世主的传说破灭了，但是，这样的征战，更勾起了他们了解这个东方古老国度的意愿。当意大利传教士马可波罗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中国14年的经历给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什么。他的《马可波罗行记》首次向西方人描述了中华帝国的繁华，引诱起哥伦布们漫游东方的决心，更形成了欧洲长期的“中国幻象”。西方汉学就在这样的游记之中萌芽了。

除了著名的马可波罗，13世纪来中国游历的人已无法如数统计，在法国路易九世的王宫里，当一个叫柏朗嘉宾的人讲述着自己在东方游历的经历时，其惊险的故事感动了在场包括路易九世在内的很多的人，在他的叙述中，他看到了东方世界的深厚文化和别样文明，但他也同时声称，在这个东方国度，一样存在着基督徒，既然如此，那么传播福音的事业就大有希望，甚至刻不容缓，于是在他之后，一个又一个旨在去东方为上帝收获灵魂的人们踏上了各自的传教旅程，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这样一种宗教行为，却无意间开启了一门崭新的学问。

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并在中国腹地肇庆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教堂——“仙花寺”，从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1601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学”时代就此开始。

    王：说起汉学的话，肯定我们必须回到这个16世纪末，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批耶稣会士通过海路来到了中国，后来逐渐地进入到中国的腹地，然后接二连三一批一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施2：从17世纪开始耶稣会开始对中国的精神文化感兴趣。人们试图去证明，中国是如圣经上所描述的世界图景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中国比圣经上描述的还要古老。然后人们开始对中国的古老文化，精神世界，中国的哲学，文学感兴趣。

    魏：在利玛窦等人时期，他们第一次把中国文献带到国外，不仅态度认真而且内容涵盖广泛，对西方人来说是一个发现，在中国有上百万的人口，我们欧洲人对他们的存在一无所知，你知道一无所知，这当然令人十分惊奇，他们是另外一群有高度文明的人，而且有几千年的文化。这是一方和另一方的关系，那时西方人就是另一方，我们来到了中国，只有少数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西方人开始从事汉学研究的原因，当然很有限。

在向东方人介绍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同时，西方传教士开始把中国早期的文学、哲学著作，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社会现状，介绍到西方，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关注，于是，西方人知道了孔子，知道了《易经》《道德经》，知道了中国的科举制度，此番经典，在不久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潮中，更是成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拿来反对西方传统教会强有力的武器。在随后传教士寄回给教皇的信件中，他们还激动地描述着这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东方古国，并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等带回到自己的国家，不久以后，18世纪，一场空前的“中国热”在欧洲悄然兴起。

公元1700年1月，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大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巴黎上流社会的贵妇们到场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台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场中国式的舞会，其实就是十八世纪流行欧洲一百年的中国热的缩影。

    主持人：现在我们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在促进西方特别是欧洲这个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中国的儒家的这样一个文化圈，他们之间的这种交往的过程中间他们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而且他们当时侯的这种态度在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可贵。就他们把两种文化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看的非常是平等的，没有说，虽然他们的任务是来传教，但他们来了以后非常尊重我们中国的文化。

　　施4：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与传统联系起来，耶稣会士尊重中国文化。另一方面我们要有开放的眼光。耶稣会士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并不感兴趣，他们是基督教的代表，因此他们受到批评。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开放的胸襟，这样我们才会从别人那学到更多。我们要肯定我们自己的财富，展示我们最好的一面。有时我们会有忘记我们的传统的趋势。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自己传统的多样性，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欧洲不仅有基督教，中国也不仅有儒家思想。

如果从16世纪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入华时算起，那么，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海外汉学也已历经了四个世纪。三棱镜的神奇、红衣大炮的威力、《几何原本》的实用，天文观测的准确，这些极富才华，又思维严谨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未停止过研究中国的脚步，中国在他们的笔下，富硕文明的形象渐渐在欧洲深入人心。胡适说，耶稣会士的成功，是中西文化之间一见钟情的最好产物。于是在中西文化的交会处，中国人拿着传教士这面镜子，开始反思自己，并从中思考着前进的方向。

随着18世纪耶稣会士撤离中国传教区，汉学中心也从中国转移到了欧洲的本土，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硝烟以后，仅仅20年，汉学不仅得到了重建，甚至还出现了质地飞跃，1814年12月11日，一个叫雷慕沙的法国汉学家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开设了第一个汉学讲座，标志着学院式汉学正式成立，按照欧洲学界的惯例，学院式汉学以授予汉学教师教授或终身教授的头衔为标志，此时，全世界拿到教授和终身教授的人已不在少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汉学应运而生。于是，越来越多的身影出现在了世界汉学领域的舞台上，进入了全球学界的视野。

今天的现代汉学，研究领域已经十分广泛，从文学、艺术、科技、再到民俗、社会生活等等，各行各业、众多领域都有海外汉学家的关注。魏若望教授就代表了其中的一支，他的观点是：汉字是一切汉学研究的出发点。

王：汉学里头，我们传统的汉学研究的都是我们中国过去用汉字书写和记录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文献，也就是说一直是属于我们中国过去传统的所谓主流的这一部分的文化，那么现在由于民间交往的增多，很多的西方人开始接触到中国民间的文化，比如说一直活跃在中国民间的风水术、包括气功包括各种各样的武术，以及一些民间的一些风俗信仰甚至包括巫术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应该包括在我们新的汉学的研究范畴之内。

    魏：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来理解“汉”这个字。这是研究的一个关键要素。你看到“汉”这个字，你是如何理解它的含义呢？这也是我们现在仍在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现在我说，在20世纪“中国”这个词汇本身的意思已经远比当初丰富。谈到国家这个词，你问的或者被问的内容包含的就很多，像语言、武术、风水、企业管理。如果你设定一个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内的所有事物都包含在内。

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讨论汉语时，当然现在21世纪有普通话，不过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广州话和北京话是不同的，直到今天，广州话也有很多不同的发言和表达方法，但什么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呢，什么是联系中国各地的纽带呢，当然是书面语。这些汉字对每个想要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来说都相当重要，汉字是任何理解汉学的方式中的关键要素。如果不这么做，人们，尤其是西方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汉学的。

魏若望教授对于汉字研究的重视并不是空穴来风，他的这种观点在汉学家中有着相当数量的支持者，从事汉字研究的人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研究，也是汉学家们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记者：施寒微教授您好。我想您这个名字，学中文的都知道，这是一个极其谦虚的名字。寒微就是我们一般说自己社会地位比较低，或者比较穷，我们叫出身寒微，您真的出身寒微吗？

施：这是一个老师给我的名字。寒微跟那个施，意思因为那个施的意思是给别的人施舍。所以因为我自己研究了中国佛教史，那个名字对我很有兴趣。

记者：我注意到好像您对佛学包括对墨子的学说很感兴趣。

施：30年以前在德国，人们认识孔子老子，可是墨子很少有人研究。一个出版社请我翻译那个墨子的论文。所以我翻译了那个墨子的论文。

记者：您觉得墨子的兼爱的思想和耶稣的思想比较接近吗？

施：有关系。

记者：我们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墨子讲兼爱，孔子讲要推爱，就是由己然后再一层层推到自己血缘关系最亲的人，再一层层推出去。而墨子认为要超越和打破这样一种界限和关系，我们所有的人之间都是平等的，要兼爱。那么过去这孟子和墨子他们这个互相之间，这两种学说争论得很厉害，那么您的看法呢？

施：对这个问题我想用德语来回答。就社会观念来说，孔子和墨子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墨子的思想是不适合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因为这个社会有很多阶层。但是墨子思想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保留下来了。 如果人们想要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就要理解当时思想的多样性。这种思想的多样性对中国来说是一笔财富，对中国未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记者：对，我非常同意您这个观点。比如说，墨子的思想对于今天 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人类可能都是一个财富，他的兼爱的思想，他的非攻的思想。可以说墨子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早的一个理论上非常系统的一个和平主义者。不知道我这个观点您同不同意？

施：对，我同意，我同意。

记者：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在他崛起强大的过程中间，希望他们都能够汲取墨子的这种教导。这一点我们中国自己也应该牢记墨子的教导。

施：因此对于我来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今天很少有人谈论墨子。在中国有很多思想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孔子的思想，还有墨子的思想，以及后来的道家思想等等。道家的思想是关于人们怎样过好的生活。我认为过好的生活是一个主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