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内阁总理大臣承担解释责任，这是非民主、非开放的。对整个1亿2000万多日本国民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全方位地检验这次抓人、逮捕、扣留、释放等每一环节的背景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并进行可解释的评估。比如，日本高层一方面坚决主张我们是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按部就班就是了，另一方面，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在24日宣布因“中日关系重要”而释放船长。凭什么？
去年9月，民主党夺取政权以来，其对外政策相当不稳定，战略不明确。鸠山由纪夫在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问题上，破坏了日本对美政策的国内基础以及同盟之间的基本信任，任职仅仅260天，便宣布辞职。重申“坚持不懈推进日美之间的安保协议”的菅直人，则在对华关系上碰了大钉子，在连盟国美国都不愿意看到的中日纠纷中，表现得相当暧昧而缺乏公信力。民主党夺取政权之前曾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不干涉中国内政”，并因此得到了中国全民的欢迎。迄今为止，中日两国官民之间的这种信任似乎已经消失了。修复遭受大挫的中日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位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智囊人士向我表示说，“2010年中国外交很糟糕”。
在尖阁诸岛/钓鱼岛风波暂告一段落之际，我提出以下三点思考：
首先，就像我三年前主张的那样，中日之间必须尽快建立“中日突发事件管理委员会”。无论是领土问题、民生问题、企业纠纷还是民族感情，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严重损害国民感情基础、政治互信的突发事件，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不害怕出事，两国交流多了，摩擦必然会增多，与一对夫妻一样。关键是，出了事之后，如何尽快畅通信息，交换看法，寻找解决办法，不可否认，今天中日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和平台。我主张的委员会是由首相、官员、学者、媒体人、文化人、运动员、艺人等各界人士组成，总部分别在东京和北京，一旦出事，双方立即召集成员，站在维护中日共同利益的立场进行讨论，向决策者建言献策，向大众发出理性的声音。
其次，中日必须认真吸取教训，思考如何与具有不同体制和国情的邻居打交道。这次风波，换个角度看，也是良好的案例，是一场高代价却低成本的学习机会。中国人有必要了解，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够像贵国一样，在紧急时刻控制一切不同声音，以举国体制，从高度政治化的角度处理外交事件的。三权分立、言论自由、政党政治、学术独立——这些才是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中国人必须学会“和而不同”；日本人则有必要了解今天中国的真实面貌，不应该抱着陈旧的思维去理解中国今天的决策环境。中国的一位高官曾跟我说过，“加藤先生，请理解，我们也有我们的选民，必须给予交待，否则做不了执政党”。我高度赞同此位高官的说法，中国的外交也时时刻刻承受着舆论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今天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
最后，两国民众必须明白外交的本质。它需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外交政策是相当微妙、脆弱、并迫切需要国内民众理解与支持的领域。今天的大众，包括日本民众和中国民众，都盲目要求本国外交部门彻底打败对方国家，夺取一切可触及的利益。外交官是孤独的，外交部则被说成“卖国部”。我重申，对于当代外交政策来说，零和博弈式的谈判是不可持续的。不管是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谈判，还是此轮尖阁诸岛/钓鱼岛风波的软着陆过程，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假如甲方拿80%，乙方拿20%，这一谈判极为不成功。两者之间平等分配利害关系，50—50的外交谈判才是可持续而成功的，才能对双方的长远利益带来切实的好处。
观望此时的中日舆论，两国都从胜利或败北二元对立的角度评估此轮风波。然而，如果两国有识之士相信中日关系重要，需要向前看，往前走，坚持不懈地推进战略互惠关系，那么，我们就应该本着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精神，尽可能地避免将来造成同样恶性循环的局面。我们必须从这轮“没有赢者的比赛”中认真地吸取教训。
jiat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