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提到的共产国际，和公开能查阅到共产国际的资料有很大差异，我公开这些事情，就是想调查清楚这些问题，还事实个清楚、还受害者个公道、还我个自由。
1968年，共产国际选我为代表，送我来中国，主要有以下原因。（1）1968年，共产国际和中共存在很多矛盾，难于协调；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很多观点，和联合国的很多观点越来越接近，共同点越来越多。1968年，我已经被选为联合国驻中国人权观察团团长，再多个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身份，更有利于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其它情况请看《我的自传》等材料。
（2）、我和共产国际有某种关联：我在美国的外祖父，是丹麦王位的第四继承人，也是南斯拉夫红军的军官，原是铁托总统的少将侍卫官。铁托总统晚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很多人，怀疑铁托总统经常被罪犯放某种慢性毒药，多方调查没有好的结果。这和林师伯经常吐血，我也经常吐血，有相似之处。受南斯拉夫共产党委派，我的外祖父去欧洲、去美国，寻求共产国际、联合国、美国等国家的帮助。不知是有意无意，我的美国母亲认识了我的美国父亲，和罗氏气功结下了不解之缘。
（3）、在我之前，多位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因为调查某些中共高官出卖共产党的事情，被阉党经常放毒，说成有精神病，乱说话，诬蔑中共的高级官员。我家传的罗氏气功，是目前对付阉党这些毒药的唯一有效方法。
（4）、我自小有过目不忘的特点。来中国前，共产国际、联合国、美国政府等的官员，要我记下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向中国高层转达共产国际、联合国对中国形势的一些观点和建议，这也给我四十年来，不断受到林立果的诬告、陷害埋下了祸根。
（5）、来中国前，我和前中共高官张国涛先生见过面，张先生给我讲了很多共产党的事情。1930年，张先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掌握了邓烟叛党的情况，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回国调查此事。但是，张先生的工作，得不到中共的支持，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远走他乡。这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都没有好的结果。
（6）、来中国前，我和一个苏联红军的中校军官风过面，受苏联政府的委派，他负责保证我在中国的人身安全。我还有个苏联的名字，可惜记不清了。
廖 志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