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否在“五一口号”中加写

    “毛主席万岁”？还有较大讨论的空间

——与张素华先生商榷——

一件事情若变成了历史，由于当事人的死亡、记忆的有误、史料的不真，若想一锤敲定事情的事实真像就很难，往往会留下这样那样的疑点，使研究者、读史者提出各自不同的解读，历史也因此变得色彩斑斓，扑朔迷离。

     2010年第四期《炎黄春秋》，郭道晖先生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一文（以下简称“郭文”），引陈友群先生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并注明是摘自中直机关第二组第十五期简报。当时会议的简报，也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档案资料，郭道晖先生不是无中生有，无可指责。

2010年第七期《炎黄春秋》，张素华先生《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泽东万岁”》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以档案资料为证据，证实：“郭文所谓毛泽东在1950年‘五一口号’中自己加上‘毛主席万岁！’，并不是事实。”“张文”中说：“这份档案至今保存完好，十六开，共5页，全文竖写，字迹十分清晰。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初稿是胡乔木的笔迹，这说明是胡乔木起草的。胡乔木起草的初稿拟出‘五一口号’共35条，最后两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团结岁！’‘毛主席万岁！’而不是“郭文”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份档案胡乔木起草用的是钢笔，刘少奇批改用的是毛笔，毛泽东批改用的是铅笔，因此要区分什么地方是谁修改的并不困难。”并配发了胡乔木先生手稿的第一页和第5页影印件。表面上看“郭文”证据很充分，似乎这件公案就可以木板钉钉了，但细想一想，却不然，“郭文”还有疑点，毛泽东是否在“五一口号”中加写了“毛主席万岁”？还有较大的讨论空间。

这件事情的真正当事人，是胡乔木先生、陈友群先生和毛泽东三人，可惜这三人都已去世，不能再站出来说话了。局外人无法知道内情，当然也拿不出证据，笔者仅以生活的常识和逻辑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同张素华先生商榷，请广大读者指正。

陈友群先生1949年11月调朱德处工作，先后任朱德的政治秘书、秘书组长、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一个知识分子，历经政治风雨在共产党内能混到如此的高位，可以推断很大可能是一个言行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不大可能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尤其是做秘书工作的，一般嘴巴都很严，他（她）们满肚子是领导的“故事”，若是乱说一通，岂不引起天下大乱。四千老干部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讨论会议，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会议，虽然当时的政治空气稍为宽松一点，但绝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场合，正如“郭文”中所写：“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在这个会议上陈友群先生提出毛泽东在“五一口号”后加上“毛主席万岁！”之事，所面对的不仅是四千老干部，而面对的还有这次大会的领导人、这个“历史决议”的主要起草人和当年“五一口号”的起草人胡乔木先生，这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我想，这一点当时陈友群先生十分清处。周扬、王若水就是那时不久因“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中与胡乔木先生的思想观点的不同而被整的，周扬先生被迫检查，王若水先生党内除名，撤销职务，这二位的职务和名声都远比陈友群先生大的多。面对这么大的风险，陈友群先生敢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并发表在简报上，很大可能是他十分了解内情并掌握一定证据（也可能有其他证人），否则，他是不敢这么做的。最重要的是，他面对的“五一口号”起草人胡乔木先生对与自己直接相关的这件事情没有回应，默认了。可以说这是两个当事人的对话，面对这个对话结果，对局外人来说，对广大读者来说，会怎么想呢？那结论只能是：很大可能毛泽东在1950年“五一口号”中加写了“毛主席万岁！”是事实。在胡乔木的手稿中最后一句口号是“毛主席万岁！”，应该说这是事件的重要核心，这一事实与陈友群先生之说也是相一致的。再从另一方面说，若陈友群先生说的不是事实，依据胡乔木先生的行事风格，能不声不响的把这件事情和陈友群先生放过去吗？能把这件事情默认了吗？张素华先生仅仅以档案中胡乔木先生的一份手稿，并且在没有说清这份手稿到底是不是陈友群先生所说的那份“中宣部起初拟订的”初稿（草稿）的情况下，就否定陈友群先生之说，显然是没有道理，不合逻辑。

       档案中胡乔木先生的“五一口号”手稿，上有毛泽东、刘少奇的修改笔迹，应该说这份手稿是真实的可信的。但是，不知张素华先生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张文”中没有说，更没有去证明胡乔木先生的这份手稿就是“中宣部起初拟订的”那份初稿（草稿），而不是誊清稿（二稿），可以说这是“张文”在假设这份手稿就是“中宣部起初拟订的”那份初稿（草稿）的情况下，而得出的“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的结论。若是换一个假设——这是一份誊清稿（二稿），那这个结论就是空中楼阁，不能成立。胡乔木先生当时任多种职务：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但最重要的职务是毛泽东的秘书，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起草文件之后先交毛泽东审阅批改，誊清后再交其他领导审阅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全国上下各级大小秘书可以说数以万计，工作的内容可能各有各的不同，工作的程序应该是基本相似。做好秘书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揣摩透领导的心思；做秘书工作的最大难处，是碰上一个思想活跃多变的领导。秘书起草文件不是秘书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是必须按领导的意思去写，若不清楚领导的意思就得请示，否则，写得再好也是白费工。文件写好后要请领导审阅，领导亲自进行修改或口头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文件才能定形。接下来的程序就是誊清草稿交其他领导传阅提出修改意见，或开会提出修改意见。后者基本上是形式，修改也是皮毛上的事了。最后的程序是，文件定稿后将这份修改后的誊清稿（二稿）交档案室存档，初稿（草稿）由秘书个人存档——万一文件出了问题有据可查，有自我保护的意思。胡乔木先生若是把毛泽东加写了“毛主席万岁”的初稿不进行誊清直接端给刘少奇，刘少奇看到毛泽东的笔迹，不问出于上下级关系还是相互之间的尊重，刘少奇对这个文件还能修改吗？还敢修改吗？还会把“毛主席万岁！”修改成“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吗？虽然改的是皮毛。这不是有制造领导之间的矛盾之嫌吗？胡乔木先生是个有经验的秘书，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依据上述理由，笔者认为，档案所存胡乔木先生的“五一口号”手稿，是誊清稿（二稿）的可能性较大，是初稿（草稿）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张文”中很值得认真讨论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愿还有在世的知情者能提供新的证据，否则，陈友群先生之说是不能否定的。

在“张文”中可以看到，在40年代的延安时期就有劳动英雄喊毛万岁，朱德、周恩来喊毛万岁。建国之后全国上下都喊毛万岁，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高潮，是万岁时代的最后绝唱，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去世，中国两千多年的万岁历史才真正走向尾声。在延安时期，万岁是可以喊，也可以不喊，因为那是打江山时期，到了1950年就不同了，已是坐江山时期，而是非喊不可，一定要喊，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是如此，现实中还有苏联老大哥这个榜样，还有斯大林这位“万岁”导师——可以说“万岁”的道是走定了。在此情况下，喊毛万岁已是水到渠成之势，由谁来提出这个问题，以什么形式来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并不重要。胡乔木先生是善于揣摩领导心思的秘书，毛泽东是思想极为多变的领导，若是胡乔木先生在起草“五一口号”时摸准了毛泽东的心思，直接把“毛主席万岁”写进初稿，这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这只能说明“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上‘毛主席万岁’”这一事实，但不能改变“‘毛主席万岁！’……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一事实。道理很简单，“五一口号”是胡乔木先生按毛泽东的意思起草的。若是毛泽东不想叫别人喊自己万岁，在最后审定“五一口号”时一笔把这一句划掉就完了，也不会有人再加上。但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那就是想叫全国人民喊自己万岁。总之，“五一口号”这件事，不问翻说还是正说，都不能改变毛泽东想叫全国人民喊自己万岁这一事实。

在刚打倒万岁满清王朝不久，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4月20日孙中山乘船去福建，福建省都督孙道仁让群众打着“孙大总统万岁！”的旗子和横幅到码头欢迎孙中山先生，结果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王朝，多少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封建王朝的称呼，我对得起许许多多的革命先烈吗？”要求孙道仁立即撤掉这些旗子和布条，否则决不上岸。从此之后也没有人喊孙中山先生万岁了。毛泽东从来没有这样反对过别人喊自己万岁，他不可能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这不是一个道德修养问题或个人喜好问题，而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毛泽东是志在必行，对喊自己万岁不会做出寸步谦让。“口号”是个什么东西？是一个政党或一个国家政治主张的集中概括表述，是路线、是方针、是政策、是法律……“万岁”，表面上看是一个吉祥的口号，其实质同样是一个政治口号——“万岁”政治——“万岁”的地位权力致高无上，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都是“万岁”政治。一个是反对“万岁”，一个是要喊“万岁”，这也许正是孙、毛二人在政治上的分野。若毛泽东当初就像孙中山先生一样坚决反对别人喊自己万岁；或者说，若当初毛泽东不推波助澜，借风使船，把喊自己万岁在全国上下推向极致和疯狂——同时把自己的权力也推到极致和疯狂，也许“新中国”的历史就很大可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历史不能假设，是历史的命运注定中华民族要遭此一场“万岁”劫难。

2010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