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段：陈诚之死

串场4：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是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1963年秋天，陳誠在一篇日记当中写下了他的兩個夢。第一個夢，是他夢見自己率領国民党军队“反攻”，登陸後激戰北上，卻陷入了中共軍队的層層包圍当中，急迫中，他驚醒了；过一会儿他再度入睡，又陷入了另一个夢境，这个梦里边，他带着國民党軍队一路攻城陷地，有一次他出營巡視，却被民眾包圍住，民众问他要东西。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想掏錢，結果口袋里竟然一無所有。

我父母一样，从来不谈人家的是是非非。他们看法就是，上一代的恩恩怨怨，不要传到下一代。这个对我们有很正面的影响。他不提的，直到他在1964年病了。我大概在秋天的时候，从美国，正在开始写论文，读博士，就回到台湾。那个时候有长时间陪着在他身边了，每一天陪他聊天，但是他口里面，他没有批评人，他没有抱怨，他只有一种遗憾，这个事要这样做就更好，那个事要那样做更好。

解说：病重之际，陈诚最后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批准。

他身体一直就是劳累过度，很多医生都跟我们讲，他太累了，在前线作战，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操劳过度，加上那个时代的人都喝酒，烈酒就这么喝的，大碗干杯，肝不好，劳累多了，胃不好，所以在抗战胜利之后，就在上海江湾，把胃开了刀了，十二指肠也割了，那么到台湾，到1964年开始，身体就不行了，肝不好了。

解说： 1965年3月2日，台湾中央社发布了陈诚病危的公告。

我后来问他，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讲，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说国家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他留了个纸条给我，他要我写，要我写个小纸条，写下来，几个字，陈死火葬，要火葬。以不占地为原则。我写下来了，给了我母亲，但是那时候的环境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找了地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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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来不讲痛，张光璧医生非常知道，看到他样子，皱着眉头很严肃的时候，就会帮他打一点止痛针，他也不拒绝，还是军人性格，我死都不怕，还怕痛啊？决不讲一点痛，有一点病态，他都没有。他一直就维持，决不让别人操心的感觉，最后帮他上氧气，张光璧医师决定拿开氧气，他就很安详地就过去了。

解说：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蒋介石当天发布了“总统令”，命国民政府要员组成治丧委员会，为陈诚“敬谨治丧”。蒋介石手书挽联，“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夺我元辅岂无天乎”。半生戎马，绕了大半个中国，陈诚最后葬于台湾。

他去世的时候，很多事情我来照顾了，就是善后的事情，真的看见这个人情冷暖啊，很清楚。刚去世，已经有批重要的要员到我家里来，说是替我父亲谈治丧的问题，我亲自听到已经在分配权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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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蒋介石)对我们很好，那么我们去看过几次，但是他也，也不能帮什么，也没有什么事了。我母亲很懂事，知道这些政界的人最关心的是我父亲身边，跟他的资料库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我母亲那时候心脏病发了，躺到床上，要我把所有的有关军事的战斗序列整理好，送回国防部，老“总统”的文件，亲笔稿，非常多，全部整理出来，我后来和母亲，亲自送到“总统府”，交给老“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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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去世之后呢，我也照顾这个，看那个名单，就说我父亲有特支费，居然分给33个人，就是他做“副总统”，他有一笔钱可以来用的嘛，就是他可以，规定他可以动用的钱，我们现在做部长也有特支费，做主管都有特支费，做连长也有一万块钱特支费，我父亲的钱全部分给这些人。他这33个人里面有些什么人呢，我一个一个去拜访，这个钱要断掉了。其中有一个在大陆上做过省主席的，决不求人，一生的傲骨，你看这种人，就一个人，单身到了台湾，在卖烧饼，任何人给他这个帮助，都不接受，我父亲给，可以。所以他这些部下对他没话讲，后来他没有这个力量，有些人保不住，他也没办法，心里很痛苦。

解说：陈履安还记得，在父亲陈诚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前往台北市殡仪馆吊祭的民众络绎不绝。

我还记得那一天，出殡的那一天，自动地许多人跪在路的两边，祭拜他。在那一天，好多从中南部来的老农民，跪在地上哭，哭了不走。当时我父亲走了以后，那时候台湾最热闹的一条街叫衡阳街，1965年了，我们现在讲，你看多少，40年前的事情，（原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语重心长，很感慨地讲了一句话，他说辞修啊这个时候走，在衡阳街下车了，我们都坐到个破牛车上面，辞修在衡阳街下车，我们将来在哪里下车，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