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阶段风波”的前前后后   (之一)

 

冯兰瑞

 

 

引言     

第一、阶段问题研究的历史背景 

第二、阶段问题的提出 

第三、“阶段风波”的发生

第四、中宣部讨论《阶段》一文的经过

第五、胡乔木当众道歉，不久即收回

第六、我们对《朱文》的态度和看法

第七、胡乔木重批“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

第八、制造这场风波    究竟所为何来？

附录

 

引言

         1979年7月，我国理论界发生了一场讨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风波。我和苏绍智合作的文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以下简称《阶段》）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五期发表后，两位理论权威无端组织批判，而且不许刊登反批评的文章，内部刊物也不许印。这个压制民主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国内外，制造了一场震惊全国思想理论界的“阶段风波”。作为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在198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阶段风波”的启示》，收入1989年4月出版的《猛醒的时刻》一书。这篇短文，只简略地介绍我何以要研究“阶段”问题、《阶段》一文的内容以及我的一点感想。岁月匆匆，又一个十年过去。1999年我写回忆《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不禁想起了二十年前这场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个割理论界喉管的事件”，认为有必要将它记载下来。

 

第一、研究阶段问题的历史背景

   

    关于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思想解放的气候，突破“两个凡是”的大环境；二是按劳分配理论讨论的遗留问题；三是关于过渡时期问题讨论的情况。

 

一、思想解放的大气候

    1978年11月举行的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腾，随即展开了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但是，对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否定，人们的思想还被“两个凡是”禁锢着，甚至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悼念总理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也没有平反。中国向何处去？人们都感到傍惶和苦恼，急切盼望邓小平复出。当时我工作所在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日子也不好过。这方面有关情况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扼要记述。1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在18日至22日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中国的前途展现了光明的希望，也给理论界带来一片生机。

     在此之前，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集体写作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稍后于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两篇文章和此前举行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是对“两个凡是”在思想理论上的第一次突破，尤其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在这两篇文章发表后，邓小平在同政研室负责人的一次谈话时说：“现在风声不小，对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就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常识应该不成问题”。2这里所谓“风声”可能是指这两篇文章引起的当时中央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强烈不满。真理标准的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星期，5月17日，汪东兴就在一个小组会上讲：“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3这表明批判“四人帮”不彻底，还有许多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

        1978年冬季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会上有过许多复杂的斗争，这两个会确实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特别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的讲话，为接着召开的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这篇讲话对我来说，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他说：“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辩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4他号召大家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经济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开幕词，讲话的内容在全会和全会公报中都吸收和包括进去了。邓小平讲话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使我国理论界受到极大的鼓舞。1979年初，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文章，就是在务虚会上的联合发言。

 

二、经济理论讨论的成功和遗留的问题

    十年浩劫导致生产停滞，百业稠敝，国力下降，民不聊生，经济濒临崩溃。凡是有点良知的人，无不为此愤慨忧虑。

    “四人帮”垮台，万民庆幸。可是“凡是派”仍旧执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政策，经济理论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物质利益原则，不实行按劳分配；实践中劳动报酬还是平均主义，不允许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不能发挥。

    自1974年姚文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发表，引起了经济理论界思想敏锐的一些同志的注意。为了研究这个1958年闹腾过一段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我每天收集报刊上的有关文章，抄了上百张卡片，重温了马恩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无意中为后来举行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作了一些资料积累方面的准备。

    文革结束后，首都经济学界自１９７７至１９７８年连续举行了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集中地批判了“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诬蔑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谬论，对按劳分配及其中包含的资产阶级权利，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讨论，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前面提到的１９７８年５月５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5，对这次大讨论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社会主义社会人人都劳动，实行按劳分配，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

    这篇重要文章的产生与我们1977年的另一篇文章有直接的关系。1977年8月9日，苏绍智与我合作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政研室将这篇文章送给邓小平，小平同志看后，在同于光远等人谈话时肯定文章的观点是对的，也指出作者的思想还有些放不开，要求政研室组织力量再写一篇大文章，把问题说深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于光远当天就向我和苏绍智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

    １９７７年四季度，研究室领导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写作组撰写邓小平指示要求写的这篇大文章，我和林子力等人参加了写作。记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先写成了《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室领导看了不大满意，决定这篇不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而用笔名严实之送《人民日报》刊登。《人民日报》1978年２月２７在一版发表了。领导要求重新写一篇。由于写作组的同志对我国工资问题不够熟悉，于光远、林涧青提出，向人民大学借赵履宽来参加，调整了写作组的成员。为了写好这篇文章，1977年12月，研究室决定由我带几个人去唐山开滦煤矿作调查研究，同去的有赵履宽、胡冀燕。我们出发的头一天，北京地区下了一场大雪，一路泥泞打滑，车行十分困难。途中还发生了车溅泥浆污了民兵的衣服，车证被没收，司机写检讨的一个小事故。到了唐山，满目荒凉。我们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子中，体验了一下地震灾区的人民生活。

        文章写好后，室领导多次修改，最后还送邓小平同志审阅，念给邓小平同志听了两遍。邓小平通过后，送《人民日报》。１９７８年５月５日《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在第一版发表，题目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全国各大报同时转载，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同日播送。文章发表后，人民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单行本，影响很大，用现在的语言讲，产生了“轰动效应”，成为当时普遍学习的文献。例如：1978年我应邀参加的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就将这篇文章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与会代表学习讨论。由于这篇文章对按劳分配理论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澄清了按劳分配被 “四人帮”搅乱了的许多理论问题，突破了“两个凡是”，将经济理论的讨论推向高潮。

        但是文章对于实际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与理论相矛盾的现象仍然没有作出说明。文章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不但还有商品生产和货币制度，而且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有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因素”6。既然按劳分配及其中的资产阶级权利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因素，那么，我们现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因素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社会实践提出的一个困难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978 年11月10日－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湖南省长沙召开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座谈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会，北京经济学界去了不少人，上诲、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和其他省都有代表参加。政研室领导让我去参加。会议由经济所所长许涤新主持，成立了以许涤新为首的领导小组，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与会同志对我国当前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原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认为是由于我国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少数同志坚持认为是由于存在资产阶级权利。我在最后的大会发言中提出，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条件下，何以还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只有从社会发展的阶段中才能找到答案。长沙会议之后，我一直在思索在这个问题。

 

 

三、学术界关于过渡时期和阶段问题的讨论

    从1953年到1979年，我国学术界发表过大量关于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文章。据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报刊文章目录索引（1949-1979）》7（附录4），这类文章五十年代最多，共有110篇，主要内容是对于马列的过渡时期理论的体会。这是中国经济理论界接触过渡时期理论的开始，属于学习阶段，还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观点。六十年代发表的报刊文章较少却较有意思。35篇文章中，除了学习过渡时期理论的体会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还是一个过渡时期？是否具有过渡性？过渡时期的规律问题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1963年以前，大部分文章仍是遵循马列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

    到了1964年下半年，北京市委的刊物《前线》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始终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观点正如它在题目上所表示的：一、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看作“整个过渡时期”；二、这个时期始终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上，明显地反映了一种权威的观点。

    从经济研究所编印的目录索引中看出，缺少1965年到1973年的文章索引。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讨论在1964年到1974年间中断了十年。

    自1974年起又开始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讨论。七十年代讨论这个问题的报刊文章有42篇。仅从目录上看，就可发现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有的文章批判 “四人帮”混淆革命阶段的谬论；有的文章讨论过渡时期的界限；有的讨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有的讨论我国目前处于哪一个阶段。由于1962年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突出强调阶级斗争，由于这些权威文件的影响和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以及其他报刊文章的宣传，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划为过渡时期，不再分阶段，这种观点已成定论。但是还是有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1975年我恢复工作后，重操旧业，继续经济研究，在研究按劳分配理论和参加有关学术活动的同时，也关注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

  

第二、阶段问题的提出

 

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存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是否要经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划分阶段？当前的中国社会处于什么阶段？这是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理论界普遍关心正在探索的问题，是属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也认为是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属于过渡时期，不再分阶段。这个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

    如前所述，自６０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间不再划分阶段。由于这个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十几年来已成定论，不仅写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而且写进了１９６３年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世界公布。

    历史资料表明，在此之前，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查阅了国内自五十年代以来讨论“过渡时期”的资料，特别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的有关文章和讲话，发现原来是毛泽 东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1958-59年我国理论界曾讨论过所谓两个过渡，即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在那次讨论中，关于过渡时期问题，毛泽东曾发表过不少意见。在五十年代，毛泽东说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过渡时期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说，这个时期将是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义。……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8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他写道：“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着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份子。……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请注意，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过渡时期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并非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与六十年代的观点是迥然不同的。

         毛泽东也曾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的发展应经过几个阶

段。1958年十一月，他在一次谈话中严厉批评当时那种不分阶段，混淆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说：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线就会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他们说，线内也有共产主义，线外也有集体所制和全民所有制，这条线很难划。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9

    这段话中的“划线”指的就是划分阶段，当时他还是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要划一条钱，就是说要划分阶段的。但是，过了不几天，在过渡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上述观点，提出这个问题还要好好研究。一九五八年，他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10

    好好研究是对的。可惜他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对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62年7月25日到8月24日，共产党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据薄一波回忆，原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重点是围绕讨论《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进行的。到8月5日，毛泽东在华东华中组的会议上吹风；在8月6日的大会上，他正式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又在8月9至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讲话中的观点。8月9日，毛泽东说：“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在这种气氛下，会议也就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

    在8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也是先讨论农业问题文件、国际形势以及关于干部交流和加强党的监察机关问题，讨论中批评了邓子恢的“单干风”。到了9月6-7日，六个小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直到预备会结束，主要是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工作问题只是附带讨论了一下。11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期只有4天,基本上是大会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主要强调阶级斗争和批“三风”。至此，毛泽东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完全变了。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的意思写的。9月29日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有关的一段话是：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薄一波回忆说，这段话，毛泽东作过两处较大的增加和修改。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之后，加写了“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从“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以下到“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为止，这一段也是毛泽东修改公报稿时加进去的。其中“几百年”后来又改为“更多的时间”。12历史资料清楚地表明，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将马克思列宁讲的那个“过渡时期”抻长，一直延伸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都是“过渡时期”。 这样，他就像他五十年代批判过的“有些同志”一样，“不分阶段，混淆阶段”了，并且将他的这个观点写进了1963年6月14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

 

二、毛泽东怎样歪曲了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

    在1962年9月29日公布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1963年6月14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将他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和列宁。在“公报“中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阶段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句话下面接着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1963年6月14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二十五条《建议》的第十八条一开头就说：“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毛泽东在这两个重要文件中，将自己的观点说成是马克思和列宁的。但是，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列宁的原意不是这样的。在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是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里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马克思在《哥达钢领批判》一书中没有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但从这段话的前后文看，则可以明白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他写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把马克思的意思解释得更明确了。该书第五章第三节的标题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这一章，列宁还描述了这个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重要特点。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明白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都是肯定从资本主义社会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是要经过一个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就是说，是要划分阶段的。毛泽东为了强调阶级斗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和列宁，对马列著作作了实用主义的歪曲。

   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正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者对《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加的注释所说：“这里所说的‘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后所说的过渡时期的含义不同，后者是指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13

    前者说的过渡时期指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很明确的，而后者则把有阶级和阶级差别和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的两个不同的质的阶段混淆在一起了。

 

  三、关键是将阶级斗争长期化、扩大化和绝对化

        由于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前后对“过渡时期”的认识上的变化，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在讨论中，表面上的分歧是“大过渡”还是“小过渡”，实质上是要不要大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赞成毛泽东的“大过渡”，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整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是过渡时期，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将阶级斗争长期化、扩大化和绝对化，所谓“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14。就是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划为过渡时期，最关键的一点是为大搞阶级斗争，为阶级斗争的长期化、扩大化和绝对化制造理论根据。

        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必然要经过几个阶段，不分阶段，混淆阶段，理论上站不住。不能设想，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直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夕，一直要搞阶级斗争。一旦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了，阶级斗争就戛然而止。这样的“规律”，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毛泽东讲到无产阶级国家时，也说过这个国家要经历一个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过程。1957年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还说：“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同他强调阶级斗争要月月讲、年年讲，要搞一万年，是相矛盾的。阶级斗争也会有一个从剧烈到减缓到消失的过程。

        这种将阶级斗争长期化、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观点，对实践也是十分有害的。 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和路线的误导下，发生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整个陷入了大灾难大危机，民主和法治全面破坏，封建专制主义嚣张，国民经济濒临破产，人民（包括干部）遭受了十年浩劫的残酷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