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页。它开创了百姓推翻最高统治者的先例。

大泽乡的起义以惊雷的声威和磅礴的气势摧枯拉朽般地埋葬了秦朝，给后世摧毁反动统治树立了典范。它给了以后所有皇权一记醒脑的巴掌，告诉了统治者，对百姓是不能进行无底线的欺压的。

当我们讴歌并赞美大泽乡的先民给中国的老百姓留下的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的时候，阅读大泽乡起义的历史记载，仍能感到深深的震撼和能够触摸的惊心动魄，当然也有不尽的思索。

其中最主要的思索是从记载中读出的人性的软弱和哀其不辛怒其不争，——尽管他们后来争了，并争出了名堂。

大泽乡的先民是一批约九百人的被征调戍边的百姓。行至大泽乡这个地方时，接连数日天降大雨，周边皆成泽国，根本无路能够去往戍边的地点。

由于雨天的延误，已不能如期到达指定岗位，可怕的是，按秦朝的规定，不能准时到岗是要毫不留情地杀头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批还活在人间的百姓实际上已可被看做是死人了。

无辜地被剥夺性命是每个人都不会乐意的。按我们所有局外人的看法，按所有善良人的看法，在这生死关头，在苛政面前，大泽乡的先民们该群情激奋，大家一拍即合，反他娘的。反正伸头缩头都是一刀，轰轰烈烈是死，畏畏缩缩也是死。况且想起来，在来时的路上，不知受了官府带队的多少打骂，大家吃不好睡不好，带伤带病艰难行进，有的伙伴就永远地倒在了路上。说不定有的伙伴还因这次征调而妻离子散，由此再想到家乡的田赋沉重，苛捐杂税，你说这世道还有什么值得维护和喜欢的呢。

古语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没有任何活路的情况下，造反就是唯一后生的路。

这时，九百伙伴的思想应该是很好统一的，应该是一同发出怒吼，然后推举出领导，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

然而，遗憾的是，没有这样振奋人心的记载。反而是这九百人真的已像死人似的，都不发出声音，都在徘徊观望，或者都不知该怎么办。你说这不急人吗。

还好，陈胜吴广挺身而出了，可他们也不是直接地就去发动群众，说咱们左右是死，大家起来干吧。

陈胜吴广为什么不直接号召大家干呢？可以肯定地说，直接号召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呢？简单说，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逆来顺受。尤其是被秦朝高压残暴统治过的这些人，他们肯定被整怕了，所以，就更加的逆来顺受。

陈胜吴广当然熟谙社会形势和群众心理，因此，他们便先做舆论宣传。他们在布条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塞进鱼肚子里，叫伙伴们吃鱼时看见；吴广还在夜间藏在草丛中向着伙伴们的宿营地用怪声高呼“陈胜王”。这样造势是为了向伙伴们传达异动信息，让他们觉得新的救世主和靠山将在他们周围诞生，一旦发生什么让他们惊诧的反常事件，他们会在“陈胜王”这个名称上找到答案，并且迅速地做出正确的反应，站到自己应该站到的队伍里边。

大家看，这事儿难不难。本来起义造反的天时地利条件已无比成熟，干柴架起，但缺少一丝火星它就是难以燃烧起来。

起义的火星，或说起义的决定性一招还得在陈胜吴广义无反顾地率先挥刀斩掉官府派出的带队头目的首级，九百伙伴才敢、或说才被逼无奈地反了朝廷，并砍倒竹竿插起旗帜，即所谓“揭竿而起”，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武装起义。

对起义过程的分析，至少会叫我们有这样几个看法：

一是领袖作用的重要。

没有陈胜吴广的带头作用，是否有这场起义很难说；

二是舆论宣传的重要。

没有先期的舆论引导，重大事变猝然发生，会让很多人茫然失措，方向不明，从而影响事变的效果；

三是让民众自发地反抗暴政是十分困难的。

本文想努力探讨清楚的是第三条看法。

不知大家注意没有，现在的文学作品在写到百姓被官府欺侮之后，总是说百姓拿起锄头就要和官府拼命，把百姓的反抗精神描述得血脉贲涨眼里不揉沙子。。按这种逻辑推断，百姓是很容易被组织起来的，而组织起来的百姓当然能维护自身的权利，所以，官府是不可能欺侮百姓的。因为官员也是人，他们也怕稍一招惹就敢愤怒地拼命反抗的百姓拧断他们的脖子。

但事实从来不是如此。大泽乡的几乎被动的起义说明了这点，有生活阅历的人们都能现身说法地证明这点。

比如，单位的一些人聚在一起，说起了领导做的某些事情很不对，是在压迫人，是在直接影响大家的利益，大家说着说着就气愤起来，就说应该找领导去理论理论，并说明天咱们一起去。群情愤然，大家确实想找领导理论，或至少被气氛胁迫着赞成理论。可到第二天，屁，没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商定集合的现场，或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的人不会去集合现场。

这样令人丧气且尴尬的局面，一般来自两种心理，一是胆小心理，害怕领导的淫威；二是卑鄙心理，总想着别人把事情办好，他既不惹人又不用出力地得利。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大泽乡的那些已被判死刑的平民在生死关头不敢立即发出怒吼，都是因这两种心理作怪的原因。这就是所说起义艰难性的根源。

更有甚者，起事者中出现告密者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事还没办，官府（领导）已先知道了。这种人就不是什么卑鄙心理了，而是罪恶的内奸。大泽乡起义中有没有内奸，记载里没有说，可现实中群众起事却少不了内奸，这常使一些难巴巴地达成的起事不幸流产。

尽管我们说的“起义”和“找领导理论”，从对抗的等级和方法上来说不是一回事儿，但其实质有同一性。都是下边为了维权而与上边的对抗。但是，有着上面所说的群众心理和其中内奸的罪恶，任何群众动作都是具有艰难性的。

我们常说“群众力量大”。是的，群众的力量是大，但那必须是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之后才大，未组织发动起来之前不仅不大，反而一盘散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分析得出的结论，群众的组织发动是艰难的。所以，即使群众吃了官府的亏，也不要指望群众能自发地团结维权，一些有积极心态、自命是领袖人物的人，也不要期望简单地或稍微出些力气就能组织起群众维权，再加上无时不在的内奸，因此，官府（领导）就经常敢有恃无恐地侵犯群众利益，欺压百姓，与人民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