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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怎么了？

                                ——决策篇

                                                           文/谢启大

台湾的经济奇迹怎么不见了？曾经让全体台湾人引以为傲的经济奇迹怎么忽然变得泡沫化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消失得如此之快？台湾怎么从“四小龙”的头变成了“四小龙”的尾？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由于经济奇迹多年累积的能量还在发挥“余温”，我们的银行账户里也还有一些存款，但我们担心的是，当这最后一丝“余温”消耗殆尽的时候，台湾又靠什么继续发展呢？

曾经的经济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不是学经济的，对于经济问题并不精通，但我这个年龄的人确实是与台湾经济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走过苦难贫困的时代，亲眼目睹台湾经济崛起的过程，也亲身经历了时代的巨大变革。

我出生几个月后就随父母来到台湾，这方水土养育了我。移居台湾初期，我们全家寄居在父亲友人家里的玄关下，后来又挤住在破旧的军眷村，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厕所。还记得在夏天闷热的傍晚，父亲从家里拉出一盏灯，坐在眷村大院中写书，赚些外快贴补家用，我们这些孩子则利用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玩耍游戏。我们都穿过印有“美国援助面粉”字样的麻袋改成的汗衫和短裤，过年时能穿上一套新制服、一双新鞋都会让我们兴奋好几个月。

我上初中以后，台湾随处可见大力发展工业的景象。响应当时谢东闽省长“客厅就是工厂”的号召，台湾几乎家家的客厅都堆满了待加工的毛衣或圣诞灯串，我们走进每个亲戚朋友家都能看到相同的情景：婶婶阿姨们一面招待我们，一面还忙着在那些半成品毛衣上刺绣，在圣诞灯串上安装灯泡。每个家庭的父母除了正职外还经营好几个副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惊喜地看到生活的变化：家中的饮食改善了，鸡蛋、鸡腿不再是过年过节才吃得到的稀罕物；孩子们有了制服之外的其他衣服，也不必穿着令人难堪的“美国麻袋服装”了；我们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再也不用挤在破旧不堪的军眷村了……到了我为人父母时，便有能力带上子女坐飞机去外国旅游；进口的彩色电视机也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被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我家的客厅里……

台湾的经济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全体台湾人经过30多年的共同奋斗创造出来的！当时，整个台湾人才汇聚，社会风气良好，“政府”决策英明，为官者清廉正直，为民者勤劳朴实，这一切缔造了台湾经济的腾飞。像尹仲容、李国鼎等“政府高官”，他们为台湾创造了一批又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自己却是从公务员的位子上功成身退，靠退休金颐养天年，并未与大财团、大企业有丝毫金钱往来，他们的一身正气深受当时政、商界人士的敬重。

台湾如何创造经济奇迹

    我聆听过一位曾经参与了台湾经济建设的经济官员的报告，他以一系列的数字向我们展示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历程：

1950年代：台湾年人均所得——140美元；

1960年代：台湾年人均所得——410美元；

1970年代：台湾年人均所得——2400美元；

1980年代：台湾年人均所得——7300美元；

1990年代：台湾年人均所得——14000美元（位居“四小龙”之首）；但是，进入21世纪后，台湾人均所得却一直在14000美元徘徊。

后来，这位官员又阐述了台湾高科技产业得以在世界立足的原因，总结起来他认为有以下几点：

1.      台湾当局对高科技研发技术的培养：设立新竹工业技术研究院及各种研发中心，并将研发成功的技术适时、低价转移给民间使用，促进民间产业的发展。

2.      职业人才的培育：在各地普遍设立职教体系、职训体系。

3.      加工出口区的设立：在各大港口设立加工出口区。

4.      促进产业逐步升级：台湾当局顺应经济发展需要，适时制定各种法令、以税收减免等措施引导产业逐步升级。

5.      台湾当局在财务上给予企业各种支持：适时给予企业各种贷款协助、金融措施等支持。

6.      海外留学政策的开放：鼓励台湾优秀学生争取外国奖学金到海外留学，上世纪80年代台湾开始高科技建设后，不少留在海外就业的台湾学生陆续回台参与经济建设。

台湾经济成为岛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进入21世纪后，“四小龙”中某些国家的年人均所得已超过20000美元，台湾的年人均所得却还停留在15000美元左右，十几年间没有多大进步，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陈水扁竟曾大言不惭地向全民表功，以台湾年人均所得有成长为荣）。面对这种局面我们想问：“谁该负责？”我想原因之一是台湾“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相互掣肘和龃龉不断对台湾的经济建设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在此我举几个例子：

连战先生1993年担任“行政最高首长”时，提出了要将台湾建成“亚太营运中心”的决策方案，为此需要修改相关法律、设立配套措施。那时民进党已经组党成功，作为“反对党”的势力日渐强大。他们的做法是对当时“执政党”提出的任何有关经济建设的提案，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并全力阻挠，仿佛“唱反调”是“反对党”行事的唯一准则。结果“亚太营运中心”方案如民进党所愿，以“流产”而告终。待到民进党执政时，他们计划“改名换姓”，重新拾起被搁置的“亚太营运中心”方案，为台湾经济发展“贡献”一己之力，但那时的经济环境已经改变，台湾错过了经济转型的良机。

经国先生时代，曾将修建高速公路列为台湾十大经济建设之一。当时提出的方案是修建台湾第一条十线道高速公路。对此，党外人士（民进党前身）以各种手段阻挠反对，理由之一是：十线道高速公路“只能为有钱人造福，而对普通百姓无益”。最后经过多场“拉锯战”，“十线道”被迫缩减成“四线道”。建成之后的情形可想而知——四线道高速公路开通后很快就拥堵不堪，几年后便不敷使用。于是只得又启动修建第二条高速公路的新一番“论战”。就这样，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冲破重重的阻力，台湾第二条高速公路的建设终于成形。就在这条公路尚未全线开通之时，大陆已经成为世界上高速公路第二长的国家。

几年前，著名的跨国企业杜邦公司看中了台湾的经济环境，想在台湾投资设厂，这是对设厂地区经济发展的“利多”。但又是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民进党中的一些人蛊惑人心，鼓动当地民众进行抗争，导致杜邦公司最终放弃了对台投资计划，撤资离台，也因此使得其他外国投资者以此为戒，对台投资却步。后来领导抗争者以民进党党员的身份当选为该县县长，那时他才尝到由于经济力不足致使该地区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苦酒。

民进党难辞其咎

现在民进党是台湾人民的“父母官”，对台湾日趋走弱的经济形势难辞其咎。但提起这些，他们却振振有词地责怪说——是因为“在野党”对经济政策的干涉和阻挠，执政者难以全面振兴台湾经济。

在这里我要说句公道话：“因为‘泛蓝’曾长期‘执政’，所以没有累积足够的经验去做一个‘强有力’的‘在野党’、‘反对党’，没有练就像民进党在野时那种无所不用其极地将一切反对到底的‘功夫’。更何况，‘泛蓝’就是真的要‘干扰’民进党的某些政策，他们也会先把台湾的未来、人民的福祉做个掂量，把事关台湾永续发展的大课题挂在心上。

事实上，民进党是作茧自缚。台湾经济建设关键时期的一些改革、发展的计划几乎都是被民进党作‘在野党’时否定、耽误掉的，自然现在就要自食恶果了。固然我们需要接受因为政党论替而产生的某些执政理念与政策执行的断裂，但关乎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走向的方针政策却必须具有前瞻性、延续性和连贯性。一个好政策得以长期贯彻实施，依靠的是“执政”、“在野”两党合力、共同推动，而不是相互拆台、互为阻力。遗憾的是，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具有延续性、规划性和长远性的经济政策指引台湾前进的步伐。长此以往，除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幕幕经济乱象，还能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