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村三浩是日本“新右翼”团体“一水会”的代表（负责人）。两年前我与他有一次对谈。他很坦率地说了他对中国、对中日历史问题的看法，看上去是一个温和的思考者。

不过最近，联合欧洲的9个右翼政党代表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就是木村三浩牵头组织的，这与他两年前给我的印象又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日本右翼，给中国人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过激的抗议行动。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些过激行动？

木村：其实参加这些行动的，都是心眼比较好的人。他们有这样的精神，为了国家、为了别人，而能牺牲自己。

我：即便这样，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表达意见的方式了吗？

木村：当然，应当考虑，采取一般人都能接受的方式来宣传。不过，所谓行动右翼，也不是马上就舞刀挥棒的。企业家作了不好的事情，政治家在外交上有卖国的行为，右翼抗议，是为了鼓励他们好好做国事。但是右翼抗议，官僚们却不当回事，法律能管吗？

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只能采取过激的行动，向外展现我们的观点，一杀多生。我们的决心，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都是“好汉”。

的确，我们的行动，也要考虑社会能否接受，过激的方法，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好，人们对我们有看法。但是，我们，甚至包括左派在内，和把自己好好工作生活作为目标的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优先考虑国家。

我：在您看来，中日关系应当是一个怎样的定位？

木村：目前日本右翼，对中国印象很不好。毒饺子、西藏问题，尤其是奥运圣火到长野传递时，8万中国留学生，五星红旗到处都是，我们感觉很不好。

其实1998年时，应中方邀请，30名日本右翼的主要代表，到访北京，与中方代表进行了讨论，交换了意见。这是历史上破例的做法。但是因为分歧确实比较大，这样的交流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

我：如果您有机会，想对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说些什么呢？

木村：我想说，日中之间，过去出现过问题，但我们可以一边思考过去，一边为未来着想。事实上，这次首脑会谈，大家都拿出来向前看的态度，我予以好的评价。

对于历史，日本军队确实到过中国，且不说是“进入”还是“侵略”，但给中国添了很多麻烦，这是事实。日本做了坏事，当时的政策有错误，这点首先要说清楚。

于此同时，对历史事实要有客观的研究。今年1月，《东京新闻》介绍了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论文。1928年，当时的首相田中藏一据说写过一份“奏上文”提交天皇，其中提议“要将所有中国人日本人化”。这份奏折是否存在，中日之间一直有争论，但是这位中国的历史学家的论文的结论是，没有这份“奏上文”。

有了这样的认真的研究结果，就为中日双方再坦率的交换意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同样的，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人数，是不是也可以不要基于政治，而是基于历史呢？

我：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几年来一直坚持广泛而严谨的田野调查，力求精确统计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已经积累了重要的成果。

木村：对于南京的学生们的研究工作，我表示敬意。我也很希望亲眼看看南京的情况，跟南京人坦率交流。

10几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日中两国的年轻一辈，共同举行悼念死者的“慰灵祭”，悼念中国、日本、亚洲所有国家为国家牺牲的所有人。

日本只有靖国神社，去参拜的人，也就只想着为日本牺牲的人；中国在南京大屠杀祭奠，也就只想着中国的受害者。这样做不行，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对。

所以我提出共同悼念的建议。

我：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的观点是：日本的普通军人，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发动战争的战犯，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所以共同悼念，依然会面对“是否悼念战犯”的问题。

木村：周恩来也讲过这样的意思，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但是如果悼念的范围不包括战犯。日本民众的感情不见得能接受。跟那些逃跑的纳粹战犯不同，东京审判后，日本的战犯已经用自己的生命，偿还了自己的责任。在日本的文化中，这样的人是依然需要追悼的。

但是我也理解中国国民的感情。文化背景不同，如何化解矛盾，留给后人认真思考。

我：前提或许是，大家都首先冷静下来。

木村：民族派的右翼，只靠自己的情绪办事，不能解决问题。冷静对待，是“一水会”的思想，我们在努力向其他右翼团体传达，只是效果不充分。日本右翼，动不动就批评中国，这不对。同样的，中国的爱国主义，是不是也不要总说日本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