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在国庆前夕再次出台，包括全面暂停第三套房贷、首套房贷款比例升至30%及以上、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购首套普通住房契税下调等。其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是涉及税制改革的部分。这里所以指出战略意义的部分，是说房地产的发展要着眼于战略的视野，形成战略性的方案。具体说，应在中国结构性战略的大视野下，实现房地产发展的战略转型。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房地产发展事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途。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些房地产问题，如房价节节攀高，“地王”现象，“蜗居”现象等，从深层次看，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发展的全局，反映了投资与消费、产业结构之间、土地与权力、民众与政府的结构关系问题，需要从结构性战略的视野进行透视。

房地产发展不实现战略转型，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无法调整。结构性经济战略以调整动力结构和要素结构为重点，将以投资为首要推动的发展模式转变为消费占首位的消费、投资、出口比较合理的动力结构，而房地产泡沫性发展将直接阻碍这一转变，遏制住房消费需求的满足和消费市场的真正启动，导致房地产自身市场的萎缩和结构性危机的到来，使房地产自身发展不可持续，也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房地产发展不实现战略转型，经济发展的要素结构无法调整。结构性经济战略将要素结构调整为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而房地产泡沫性发展将资本聚集于房地产，妨碍了要素结构调整、特别是创新所要求的资本支持，也妨碍了其他行业的正常发展。

房地产发展不实现战略转型，社会结构无法承受。房价的飙升将引发贫富的对立情绪，购房难所造成的社会压力会在广大人群里制造反对派，具有发酵效应。这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因此，房地产发展必须进行战略转型。否则，结构性战略无法落实，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人为本的要求都无法落实或推进。

中国房地产发展必须在以下方面实现战略转型：

房地产发展的主要目标从侧重提升GDP转向侧重改善民生，将改善民生与经济增长、消费与投资尽可能地统一起来。现在已经确定，到2012年底侧重解决1540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确定2010年在全国开建各类保障性住房580万套。这表明，政府将在住房低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在干部考评机制上加强对地方官员在改善民生、特别在解决住房低保方面的考核，减少或降低地方政府官员在追求粗放式发展方面的驱动力。

房地产发展的机制从完全依赖市场转向依赖市场基础作用同时发挥政府调控作用的方向转变。强调发挥政府在解决住房低保方面的重要作用，决不意味着房地产问题应主要运用社会政策而非经济政策来解决，不意味着在房地产领域市场机制不再起到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房地产的问题仍然要依靠经济办法来解决。即使是建设保障性住房，也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在于对市场如何进行规范和引导。目前采取的增加土地供应18万公顷，在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供地要达到住房供地总量70%的基础上再供应大户型高档住房建设用地的规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

房地产的发展动力要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遏制投资性需求，向消费型需求市场转变。根据有关数据，前一段的购房有40%-70%是投资型购房。这导致房地产销售额大幅增加，进一步拉高房价。所以，要实行结构性宏观调控，使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产生结构性效应，提高居民收入和购买力，启动不同层面的住房消费市场，开辟新的投资渠道，使中国的内需能够持续地发挥经济驱动作用。

房地产的资本供应结构要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变，在贷款政策等方面要导向消费性购房和培育消费型市场。通过分析消费资本的供给结构，前一段时间个人消费贷款有70%用于房贷，而银行房贷比重为20%-30%，创造其总收入的1/4，且该比例连续上升。从09年以来出现的国企“地王”现象又暴露了国企资本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所以，要实行银行贷款差别化政策，提高首付比例，控制投资买房和炒房。同时，要系统制定相关的金融政策。

房地产的财政收入结构要从土地型转向资产型，财政收入从土地出让金后移为住宅资产累进税，促成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离婚”，遏制房价快速上涨。据有关统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50%来源于土地出让金，目前房价中15%-30%来自于地价成本。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应该由土地出让金后移为资产累进税，增加住宅资源持有环节成本，既可以消除房地产企业的暴利，地方政府又不会失去收入来源，同时使房地产市场回归消费导向，在居民收入方面也起到一定的再分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