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进行干细胞研究，其实是权力对科技研究的干预，那么，权力能否干预科技研究呢？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科技研究毕竟是由具体的科学家在进行，科学家也是人，他们也有欲望和野心，因此，科技研究也就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难以彻底避免对他人权利和利益的侵害，由此，社会也就拥有对其行为进行规范的权力，而不仅仅依靠科学家的自律。

一般来说，这一规范首先指向个体的权利。比如，从事活体解剖可能有利于医学的发展，但这直接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应当不被允许。稍微弱一些的例子则是，自愿的实验是否可以被允许，比如研究噪音对人心理的影响，这个时候，科学家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而诱使志愿者作出对其自身有害的选择，尽管这在形式上或许还是自愿的，但却未必是合乎情理的。因此，从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出发，我倾向于承认志愿实验的存在，但也必须加强对类似实验的规范，这当然离不开权力的介入。

那么，除开个体权利之外，权力还可以以其他的名义比如伦理的理由，对科学技术进行干预吗？表面上看，科学技术似乎可以无关伦理，研究天文学或者物理学，怎么会与伦理相关呢？表面上，科学技术以客观为目标，即使现代科技产生出了原子弹和生化武器，那也不是科技的恶而是人性的恶，但是，我认为，权力以伦理的理由对科技研究进行干预并非没有道理，首先，有相当多的科技门类与伦理是相关的，比如医学，又比如社会学、心理学，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人，科学研究的行为就难以彻底摆脱伦理的因素；有些技术涉及到环境保护、隐私等问题，也摆脱不了伦理的因素；其次，科技研究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而必然与科技研究之外的人——捐款人、研究助理、行政人员——发生关系，进而，科技研究还会经由传播而为公众所知，那么，科技研究行为就难以摆脱一般伦理的约束，而必然受到规范，比如通过伪造数据而骗取捐款之类的行为，就因为违背了一般伦理，而可能受到强制权力的制裁。

如果将呱呱坠地看作是人生命的开始，现行的干细胞研究毫无疑问是可以进行的，因为它既没有侵犯到具体的人的权利，也不直接与特定的人相关，但是，以我所知，将发育中的胚胎看作是人生命的一部分，应该是没有多少争议的，于是，争议的焦点就不无可笑地变为，到底发育多少天的胚胎，才算是一个人生命的开始呢？以这一天数为分界：在此之后，属于人，权力可以介入；而在此之前，权力就不必介入了。

可我的问题是，这么划界本身的依据是什么？当科学共同体的一般意见与部分大众的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是依据科学共同体的一般意见呢，还是依据通常的政治分歧解决办法——多数，又或者，是否可以通过法治轨道，由最高的司法权力来作出裁决？

近代以来，科学与权力的结合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可以依据精神病医学的诊断，而剥夺个体的自由，又比如，可以依据刑事鉴定科学的判断，而剥夺个体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知识即权力完全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科学因为其威力，而几乎成为了正确的代名词，于是，相当多的人可能会认为，当科学共同体与大众意见不相符的时候，应当依照科学共同体的一般看法而行事，换言之，科学共同体与大众意见的分歧，不是政治分歧，不应当依照民主的规则来决定，当然更不应该根据司法的权力来裁决。

对此，我有很深的困惑。在批判与竞争中展开的科学研究，毕竟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可靠的认识工具，相比起大众依据某些信仰和学说而作出的判断，我更倾向于科学的结论，在干细胞问题上，我想我大概是会投支持研究的一票而不是相反。可是，我又是一名非证实主义者，不认为科学的结论是所谓的客观规律，在我看来，科学不过是一些学科共同体在一定时间内提出的解释力最强的结论，换言之，任何时代的科学都可能犯错——甚至是必然会犯错，不会犯错的不是科学，而是玄学了，因此，在科学共同体与大众意见分歧时，赋予科学共同体绝对的权威，难免没有风险——你可以把我的这个观点看作是我个人的信念，因为我甚至都举不出这种风险可能是什么，但我坚信，赋予任何特定群体以绝对的权威，都是危险的，尤其是这种绝对权威存在于绝对的权力相结合的可能的时候。当然，多数（民主）也不等于正确，但我的看法是，多数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即一般来说，多数不会作出毁灭自身的决定，而这就保证了群体的延续，即使其也可能犯有错误，但却有更大的几率在长时段内加以挽回。此外，多数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可以自发地改正此前的错误。因此，在科学共同体与部分大众的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我还是愿意交由投票来解决。

于是，我的立场已经很明确了，我不认为在多少天才算是人的问题上，应该由科学家单方面作出判断，而还是倾向于通过投票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我个人，会投支持干细胞研究的一票。[作为标题党人，我认为，既然是数人头决定，我不妨将帖子命名为：“每一项技术背后都是人头]我以为，即使在一定时间内科学共同体的意见失败了，那也不必担忧，如果科学的结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早晚这一意见还是会取得胜利的——由失败走向胜利，不就是这几百年科学发展的写照吗？而这失败甚至还是必须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平衡的机制，防止了可能出现的因为科学共同体的错误而导致的不可挽回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