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们

“分子”是个简称，全称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我当知青的那块地方，贫下中农嫌全称麻烦，地富反坏右，绕口令一样，不严肃。有聪明脑瓜儿就发明了简称——“分子”，既简单，又易上口，一经面世，便受到百姓喜爱，官方也认可，随即普及开来。

下乡进村那天，欢迎的人很多，有站在村口迎接的，也有站在村里路旁、墙头、家门口看热闹的，我们也分不清谁是谁，只觉得到处都是热情的招呼，热情的拉手。都是贫下中农嘛，地富反坏咋会欢迎知识青年呢？闺女媳妇拥着女生，摸她们的头发，摸她们的发卡，细看衣服的领子和袖口；小伙子们跟着男生，看运动衫、球鞋，拉扯扎在腰间的武装带。我被人们簇拥着朝前走，七八只手在身上乱摸，左顾右盼之际，突然看到在路旁零散站着些人，有男有女，都是有岁数的，面带笑容，似乎又有些畏缩，不敢上前来。奇怪的是，他们戴的草帽，帽边都挂有一圈黑布条，穗穗似的耷拉着，明显的与其他人不一样。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那些草帽边挂着黑布条的人，就是“分子”——我们村的地主、富农分子。

那年月的农村，谁都穷，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一样，单看穿的、吃的、住的，分不出阶级，分不出好坏人。曾经有过下乡“蹲点”的干部走错了门，进到地主家拉家常，了解民情，拉手拍肩，嘘寒问暖，“大爷、大娘”叫，最后搞到很尴尬的地步，回去受了处分。为此，又有聪明脑瓜儿生出个主意，在草帽上挂黑布条以显示身份，一目了然。另外，凡“分子”，家屋门口还要挂一块白底黑框的牌子，告诫人们，这里是资本主义的门，不要走错了。

下乡当晚，生产队长老砖头带领队委会全体成员到我们住的地方，介绍队里的情况，老砖头掰着指头，如数家珍，咱队有地多少，户多少，车几辆，牛几犋……又说，窑一座，粉坊屋一座，磨屋一座，菜地一块……又说，分子几人，姓甚名甚。

分子是什么？有同学问，以为是队里的财产。

老砖头笑了，说，分子就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咱队只有地富分子，还缺反坏右。看到我们马上就把阶级斗争的弦紧绷在脸上的表情，老砖头又笑，安慰我们说，不怕，分子都不会乱说乱动，要不咋叫分子嘞！大家都一块参加劳动。

后来我才知道，平时，分子们并不戴挂黑布条的草帽，只是在有县、社干部下乡，或者在本村举行有外人参加的现场会等情况时，才要求分子们表示身份。但是，家门口挂的牌子，是不能去掉的，一直挂着。

分子廷玉，五十出头，在队里“值日”，就是负责打扫厕所。不管是公厕还是各家的私厕，都归他打扫。主要是队里要茅子，那是上好的肥料，自留地和菜地，都要用。人体造的东，还是比县化肥厂的质量好。所以，队里还给每挑茅子记三十个工分。

廷玉值日非常认真，把厕所打扫的干干净净，挖的点滴不剩，小便在墙角呲的点点坑，他还细心填补好。像垫猪圈一样。轻车熟路了，有时也难免尴尬。一次，廷玉在供销社门前的公厕值日，男左女右，将进女厕前，连喊数声，没人应答，他便进去，进去才看见大队妇女主任刚完事，正撅着蹭墙角，白花花的一片，晃得廷玉脸红，他连忙说，你忙吧，你忙吧，我出去了。后被别人知道，一时成为美谈，流传甚广。

廷玉因为勤恳劳动，加上家里两个孩子协力，小有积攒，便盖了两间外熟里生的瓦房（外墙是砖，里面是生坯），过风脊，在村里颇为壮观。只是他的大闺女，荣姑娘，因为家里成份高，嫁不出去，又因为儿子还小，荣姑娘便一直等着给他换亲。我们进队时，开始和荣在一起干活，总是感到奇怪，这么个大姑娘，红润面孔，两条滴溜溜的大辫子，怎么嫁不出去？后来才知道原因。那年，荣姑娘二十三岁了，弟弟才十五岁，据说起码要再等五年。 

凡是分子，家有闺女的，多数都是这个结果。廷玉家不远的承林家，也是分子。不过，帽子是老娘戴着。承林是家里老大，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最小的是妹妹，叫承玲。姐妹俩虽称不上如花似玉，可都五官端正，而且都是初中毕业。但是，就是嫁不出去。其实，不是没有出嫁的机会，只是因为家里成份高，家里两个弟兄若想娶媳妇，只能用姐妹俩换亲。而两姐妹因为读了点书，大概也看过“西厢”之类，移了性情，不愿意换亲，干熬着。我们下乡时，大姐已近三十了。

所谓换亲，就是本家有闺女一名，另有男孩一名，经媒人撮合，闺女嫁到外面一家，换取人家闺女嫁到本家，双方互不收取彩礼，互不讲条件，成份高低，残疾呆傻，年龄相貌，一概不论，自觉自愿，这就是换亲。还有“转亲”，俗称“推磨”，三家甚至四家转，这就要求媒人有比较高的公关、协调能力。

虽说几个字能说清楚什么是换亲，但是，这“换亲”之名、之实，在农村实行岂止百年？在“自觉自愿”的名义下，有多少痴男怨女、生离死别之事，又有多少追悔莫及、向隅而泣的惨淡人生，不是言语所能描述的。

有一次，我去承林家，见家里只有承玲和她母亲二人。老太太是个清瘦、干净的人，穿着白布褂子，扎着裹腿，稳稳坐在堂屋。承玲坐在下面修理那顶黑布条的草帽。她见我来，忙起来招呼，又去灶火倒水给我。

我拿起那顶草帽看，承玲正在细细的修饰黑布条。她把每一根布条都剪出几个棱形的花儿，形成镂空图案，又把每一根布条下面用针挑出一排经线穗穗，再将纬线缝成一道花样。

你真有功夫。我称赞承玲。

她说，俺娘爱整洁，年轻时候就爱收拾，上一顶草帽淋雨，已经坏了，这是又做了一顶。又说，别人不待见咱，咱自己就不能不待见自己。

面对这样一种境界，像我这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人，能说什么呢？

既然是分子，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免不了受到冲击。那年月，即使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也经常有各种群众性大会。有队长老砖头自己召开的，也有公社甚至县里来“蹲点”的干部参加的。这样的会，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总要喊几句口号，拉几个分子过来训斥，甚至动手动脚，是免不了的。对敌人要像严冬那样残酷无情，是流行语。但是，贫下中农朴实、善良，与阶级敌人斗智还可以，斗勇却不行了。队里也有几个不知好歹的年轻人，好打人，好骂架，好和人家过不去。有叫小武者，便是。小武贫农出身，好喝酒，喝多了就站在家门口骂人，谁从他家门前过，骂谁，你敢还嘴，他撵上去就打。骂一会见没有人过来，他转身进屋打老婆。这么个敢下手的人，别人都躲着他，背地称他“恶人”。偏队里开阶级斗争会，便有了他的用场，老砖头总叫小武出阵，教训分子。

老砖头对我说，没有办法，我也为难，主要是叫台上坐的干部看，现在兴阶级斗争，你不打，他说咱斗争不坚决，他回去一汇报，咱们的化肥，烧窑的煤，还有柴油，都抓瞎。

看官可能还不明白老砖头这话的意思，容我给各位解释下。那时候，下到农村的蹲点干部，手里都握有某些权力。县里或者公社的领导，可以批化肥、柴油、煤，有的还能批酒糟和棉籽饼，最重要的，可以批贷款；那些一般干部，就是汇报了。可不要小看这个汇报，说什么任由他一张嘴。说的好了，就能给队里带来不少好处，哪一点没有伺候好，给你上纲上线汇报上去，你盼星星盼月亮想要的东西，就会一拖再拖，甚至挪给了别人。

那年月，生产队要想搞副业挣几个钱，煤、柴油是万万不可少的。就是化肥、农药这些东西，都是应农时的急需，你急着拌种，地里虫子成灾，就是拿不到计划单，求爷爷告奶奶的给你了，什么都晚了。

一次，又有晚上开会，我去场边一间仓库，见几个分子和小武正在商量晚上的场面安排。几个分子在一旁小声商量什么，小武站在屋门口抽烟。

我听见分子中有人说，今晚该谁了？

有人说，该廷辽了。

有人接口，廷辽正打摆子，晚上来了来不了还在两可。

有分子老程说，要不，还是我吧。

站在一旁的小武听老程说，忙插话，你不中，上次是你，这次得换一个。

老程陪着笑脸说，没有人了，就这几个人，病的病，岁数大的又不行。又说，我肉厚，打几下，没啥事。

小武不吭声了，低头抽烟。

我在一旁听着，心里酸酸的。

    这时候，老砖头进来，进门就问，咋样，商量好了没有，今晚是谁？看样子，这个协商还是他安排的。

老程说，本来该承辽，他正打摆子，我说还是我吧，这不，小武又不依。

老砖头说，上次不就是你吗？

老程说，是啊，这不没有人了吗，今晚还是我吧。

老砖头看看旁边几个人，老弱病残的摸样，不说话了，看样子，也只能同意。

老程看老砖头不说话了，忙安慰他，说，队长，没事，没事，我肉厚，打两下没事。又陪着笑脸对小武说，小武，你照叔的后脊梁上，屁股上捶，别跺叔的腰，上次你跺了几脚，俺一直疼。

老程和小武是本家，小武喊老程“三叔”。

老砖头也说，今晚有公社干部来咱队，打的时候，都得喊出来，反正天黑，他们只听喊，听声音。

谁知道那天晚上，公社有两个干部参加我们队的群众大会，自己带了公社的专业打手，还是把安置在主席台下面的几个分子一通暴打。当台下一片“噼啪”和“哎呦”声时，那两个坐在上面的干部，有一个站起来喊口号，声音都喊劈了，另一个坐着鼓掌，没有动。

第二天，早饭后下地时，我专门跟着老程走。走到地头，我说，三叔，叫我看看，昨晚打你哪儿了？

老程见我掀他的布衫，脸红了，躲闪着，连连说，不碍事，不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