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題語：本文刊登於本期香港《明報月刊》11月號，原題爲：從釣魚台衝突看中國得與失。境内版同時首發於本鳳凰博報，改題為：〈中日交鋒後 釣魚島離中國更近還是更遠？〉。作者：林泉忠。請務必看完全文，再作評論。〉

釣魚台撞船事件後上演的中日外交角力戰，以經濟實力為後盾的中國成功使日本屈服，似乎贏得漂亮。然而，原本「親中」的日本民主黨因此倒向美國，國際輿論也對中國「財大氣粗」諸多批評，美國還亮出美日安保函蓋釣魚台的底牌。經此一役，評估得失，釣魚台並沒有離中國更近，而且還似乎更遠。---編者按                               

中國總理溫家寶與日本首相菅直人在比利時的「走廊外交」，以及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與日本防衛大臣北澤俊美在越南的「電梯邂逅」，使中日兩國政府圍繞在釣魚台撞船事件上的交鋒避免了進一步升級。然而，中日民間的互嗆行爲仍然持續，意味著中日之間的踫撞在未來仍時會發生。

回顧這次中日角力的整個過程，雙方推演的脈絡清晰可辨。先是中國漁船「入侵」釣魚台海域，繼而發生與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艦的踫撞事件，日本因此依照二零零八年七月開始實施的「領海外國船舶航行法」，首度逮捕中國船長。隨後，中日外交戰正式展開。

在中國六度召見日本駐華大使丹宇羽一郎無效後，一系列對日制裁措施陸續登場，將這場角力戰一步步推向高潮。這些一連串的抵制措施目不暇給，包括宣佈中斷部長級以上官員的互訪、叫停東海氣油田合作談判、延期日本青年團訪華、呼籲國人少到日本旅遊等一系列制裁措施等。其中，以禁止稀土輸出日本的傳聞最受注目。角力戰最後的焦點，停在堅持要沿法律程序處理釣魚台撞船事件的日本，如何面對來自中國前所未有的壓力。結果則是口硬的日本在拘捕了中國船長十八天後宣佈釋放，使事件得以出現轉機。

檢視這場圍繞在島嶼台撞船事件及隨後展開的中日外交角力戰，不難發現幾個值得關注的新特徵，而理解這些特徵更有助於透徹地認識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其一，這次衝突的雙方與以往有所不同。在釣魚台海域發生的衝突事件過去時有所聞，包括二零零八年發生的台灣「聯合號」撞船事件，以及一九九六年前往釣魚台宣誓主權的香港保釣人士陳毓祥的溺亡事件，然而發生在大陸船隻與日艦的衝撞突事件則是首次。這是這起事件導致中日外交直接衝突的關鍵之處，陳毓祥的溺亡事件則是發生在香港回歸之前。

第二，日方首度根據新的國内法逮捕中國船員。日方不僅沒有清楚地認識到這次事件的特殊性及預估逮捕中國船長的後果，甚至一意孤行地企圖沿用自身的法律處置中國船長，這是引發中方強烈反彈的主要原因。儘管日本扣留「入侵」釣魚台海域的船隻、與拘留相關人員的舉措也並非首次，但是依照國内法來處理則是第一宗。

第三，拘留中國船長時間過長，使中方不得不不斷加碼抵制，導致衝突加劇。換言之，如果日本在較早時間放人，當可將衝突的範圍縮小。兩年前的「聯合號」衝撞事件，日本只扣留了台灣船長何鴻義三日之多。

第四，中方首次大打經濟牌反制日本。這次中國反制的重點不在外交方面，而在經濟領域。雖然，中國首次中止了部長級以上的交流，但是並沒有召回中國駐日大使等進一步的行動。而在經濟方面，則與過去的貿易戰引發的零星反彈動作不同，這次中國宣佈的對日的經濟制裁不止規模大，且准而有力。由於中國已成爲日本的最大貿易夥伴，這是中國經濟牌奏效的主要背景。

以上的四大新要素，使這場中日角力如假包換地成爲一場目不暇給的外交博弈。綜觀中日媒體與國際輿論，普遍認爲中國在這場較勁中大獲全勝。然而，中國是否真的是贏家，不僅要看事件的結局，更要觀察其對雙方關係的影響、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以及對解決釣魚台問題的利弊，即評估中國在這場外交博弈中的得與失。

先來看看這起事件對中國在解決釣魚台問題上的利與弊。由於這起風波成爲世界矚目的國際新聞，再次讓世人了解到釣魚台並非如日本政府所言：「尖閣諸島不存在主權爭議」。這是這起事件對兩岸三地而言較爲正面的意義。

然而筆者以爲，除此之外，這起事件對中國在爭取釣魚台主權上似乎沒有任何明顯的助益。中國既沒能逼日本回到談判桌上來商議釣魚台歸屬問題，這次也沒有任何保釣人士成功登陸或靠近釣魚台，中國政府甚至不讓其國民出海參與宣示釣魚台主權的行動。另一方面，對日本而言，基於中國漁船「入侵」日本海域，這將促使日本對釣魚台附近的海防更爲重視。此外，日本社會出現了更多要求派兵駐守釣魚台、或要求前往視察的聲音。

而目前釣魚台在行政上歸其管轄的沖繩，原本對中國與中國人都相當友好，被視爲日本裏面最「親華」的一個縣，然而該起撞船事件發生後，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沖繩縣議會、沖繩縣町村議會議會長會、以及石垣市議會等都分別一致通過了對中國抗議的意見書。這些包括沖繩在内的日本方面的一連串舉措，並不利於中國在未來爭取釣魚台主權上的努力。更爲重要的是，這次中日衝撞還逼美國亮出底牌，聲稱美日安保條約涵蓋釣魚島，杜絕了中國循武力解決釣魚台紛爭的可能性。因此，筆者以爲，這起撞船事件及因此引發的中日外交角力，其結果不僅沒有使釣魚台離我們更近，反而更遠。                                                           

其次，備受世界矚目的這場中日交鋒，對中國而言，借助其越來越強勁的經濟實力，在應對未來中日關係上當更有著力點，對維護其領土主權與國家利益也當更有自信。然而，經此一役，不僅採取「親中疏美」政策的鳩山時期所曇花一現的中日「蜜月期」提早結束，也使菅直人政府更倚重日美同盟關係。如此一來，不僅使中日之間在軍事上的假想敵關係無法改變，也不利於消除兩國長期的潛在緊張關係，而以中日韓為主軸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也將被迫推遲。

再者，如果將這次釣魚台衝突的過程與結果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長河來看，該事件對中日雙方地位與關係的影響，具有不可忽視的歷史意義。

近代以來中日兩國在爭奪東亞霸主地位上樂此不彼，而在此之前，中國曾經以其無以倫比的文化實力傲視東亞，建立起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世界體系」，或至今仍為日本人所理解的「儒教文化圈」與「漢字文化圈」。然而，中日兩國的國力在十九世紀末發生逆轉。當年，中國在西方與日本的的壓迫下，不僅一一失去了附屬國琉球、越南與朝鮮，自己也淪爲半殖民地，而日本則憑藉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全面征服了除了泰國以外的整個東亞及東南亞地區，試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共榮圈」。雖然日本在二戰中敗北，不過仍在戰後以其強勁的經濟實力，創造其讓美國為之驚嘆的經濟神話，繼續其「亞洲一哥」的地位。

然而，時隔百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日兩國國力開始再次發生消長。此次釣魚台紛爭發生在中日的國内生産總值逆轉之後，而該場角力又以經濟實力為後盾的中國在經濟牌效應下告捷，正印證著中國再次名副其實的回到亞洲的中心。

中國的「中心」化現象，固然一洗了百年來的民族屈辱，讓國人揚眉吐氣。不過，中國的再度崛起，外界無論大國或小國都充滿戒心。因此，中國對外政策的最大的課題，是如何在避免賦予人們「霸氣」印象的基礎上，取信於鄰國和國際社會。

如果說日本社會對中國的反感是因爲彼此爭奪領土所致，那麽國際社會對這起中日衝突的理解又如何呢？綜觀國際媒體的整體反應，大致上似乎對「財大氣粗」的中國有更深的戒心。不僅歐美、澳洲的媒體不乏此言論，連也跟日本發生領土紛爭（「竹島」，南北韓則稱爲「獨島」）的韓國，輿論也偏向對中國的批評。

此種批評一方面是自九十年代以來在面對中國的崛起趨勢而在中國周邊以及歐美各國不斷蔓延的「中國威脅論」的延續；另一方面也是對此次中國在應對釣魚台紛爭上「過火」的高姿態的不滿。尤其是當呼籲國人杯葛到日本旅遊以及禁止稀土輸出日本的傳聞傳開後，國際輿論大多不以爲然。兩國關係惡化，取消一些訪問行程和商業訂單並不奇怪。然而，此兩種經濟制裁不僅僅只涉及某團體或某企業的利益，而是會對日本某產業造成嚴重打擊。除非兩國關係已惡化到接近斷交的地步，否則一般不會作如此高級別的經濟制裁。

誠然，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的國際地位將越來越高，在國際社會將更有影響力。然而，如何以善用「經濟牌」涉及到中國能否成爲受鄰邦與國際社會肯定與尊崇的大國，這是中國崛起後不得不面對的新課題。具體而言，筆者以爲包括釣魚台問題在内，應盡可能循外交途徑進行交涉，在需要制裁的時候，也應多用「外交牌」少用「經濟牌」。「外交牌」除了召見日本駐華大使、停止高層交流外，還可以召回駐日大使、延緩大使返日，最後還可以將外交關係降級。

鄧小平的「韜光養誨」遺訓，仍未過時，理解其真諦，在現階段的外交策略上，準確掌握利弊關係，正確評估每次外交舉措的得失，將鄰國對中國的戒心減至最少，不僅有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有利於在國際社會樹立讓人肅然起敬的大國形象，也將最終有利於中國掌握主導權，妥善處理包括釣魚台在内的各種紛爭。

                                                             2010年10月16日提筆台北三重，19日完稿於廈門大學

 

本文刊載於《明報月刊》2010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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