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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有各种各样的入口，有的经由思想而进入，例如柏拉图、狄德罗、伏尔泰、卢梭、歌德、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艾因·兰德以及其他把文学作为思想传导工具的哲学家，总是试图对世界做出某种观念解释，让鲜活的、充斥千差万别的世界整合于他的观念之中；有的经由历史而进入，例如司马迁、司各特、席勒、罗贯中等痴迷于讲述历史故事的人，往往热衷于复活已经逝去的历史；有的经由社会而进入，例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施耐庵、蒲松龄，细致入微地描述着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细节，包括人类的心理细节；还有的经由心理和情感而进入，例如勃朗特姐妹、劳伦斯、莫里亚克、曹雪芹，把情感和心理作为人类生活的决定性内容进行考察，精心描画了多种多样的情感和心理样式。当然，这种划分很不严谨——譬如，很难说单纯强调说托尔斯泰是思想的历史的社会的亦或是情感的，因为他浩如烟海，包罗万象——但是，注意一个作家基本而带有标志性创作品格的作品（当然涵盖上面说的“入口”），仍然必要，甚至是重要的。这种带着挑剔眼光所筛选的作家，由这样的作家才能真正显示时代社会精神的丰富。

长篇小说《旷野黄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是李伯勇一部经由南方乡村历史生活，探寻并彰显思想，显示思想魄力，而成为其标志性创作品格的作品，它在作者“幽暗家园四部曲”（《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中也是一部压轴性的厚重作品。它的入口跟上述作家们的入口都相关联，但又绝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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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李伯勇小说很晚，事实上我和这个人至今未曾谋面，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小说形成某种见解，譬如，我在阅读了他的长篇小说《恍惚远行》（2005）和中篇小说集《繁嚣•孤烟》（2008）以后，就得出一种“具有周立波和赵树理风格”的印象。这只是最初的浅显的印象，因为“风格”或叫个性可以从作品语言——作品的华表归纳出来，做这样的归纳难度并不大；而对于作品内在品性的深刻感受和发现，却有赖于更深入解读作品思想和人物承载着的哲学文化信息。显然，作品“风格”与其思想品格有着连贯的一面，但也有两者不怎么相关的一面，有着创作主体并没有真正现身，外表炫目内在贫乏的强烈反差的可能；而李伯勇的小说风格则明显地得之于两者有着内在的一致的思想品格。

我偏爱具备思想品格的作品，平时的阅读注重作品的思想品味。我见过很多拒斥思想而又狂热地喜爱文学的所谓作家，我把这种人称之为“对文学的施暴者”——他们也许写得很多并且在图书市场上热热闹闹，赚了大笔稿费，但是他们的文学和文学的本质与它所应当肩负的功能风马牛不相及，它放浪形骸，浅薄无聊，随时准备委身于给自己提供利益的人，也正因为这些作品基本上不涉及真正的思想，它们才持续受到某种主流力量的鼓励，真正的文学精品反而被评论界和读者冷落一边。

在我与李伯勇的文字交往中，直接谈论小说的话题不多，思想交流成为我们之间主要的沟通方式。一个人热衷还是拒斥思想，是看得出来的；李伯勇是一个执著于思想诉求和表达的人。我随之发现，李伯勇不仅是一个具有周立波和赵树理风格的小说家，更是一个执着的思想探寻者，或者说社会探寻者和心灵探寻者。他虽然也对被称之为“时事”的事情发表观感，但是我明显感觉得到，李伯勇心灵的触角始终没有离开他生与斯长于斯的那块深邃厚重的土地，他谈论问题的方式甚至都带着它独特的地域韵味和独特的精神气息。这两者不是表里割裂而是水乳交融的，说明他不是作为局外人（别人），而是以一个肉身之躯参与到那块土地上历史动荡（进程），深入到并感悟其纵深地带——我们所忽略或所避讳的幽暗世界，同时他对现实为什么是这般而不是那般呈现有着相当的敏感，力图厘出一条新的思路新的图景，从而做出属于自己的对时代变革的文字回应。这样的回应恰恰是思想的和精神的；思想在体验中——人物与社会生活的敞开中——形成并深化，当然也是文学的。

我一时还找不到一个词汇来表述我心中的那种感觉，直到最近读到他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旷野黄花》，我才终于确认，李伯勇小说秉承和光大了中国文学已经极度萎缩的一种脉流，这就是对乡村社会的独特显现。质言之，李伯勇通过人物命运的呈现和生活场景的跟踪，敞现了一个已被历史尘封、又焕发出炙烫现实温度的乡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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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究竟指的什么呢？是单纯的相对于城市生活的山野生活么？是脱离社会的某种人类学奇境或圣境么？是某个群体隔绝于时代发展的文化存在么？是，又不是。我们说是，是因为从表象上看，乡村社会就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生活样式和文化存在，它独显出一种与我们经验到的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质地和色彩；我们说不是，是因为乡村社会一旦经由文学的折射，就带有了人的体温，人的呼吸，人的精神特征，而人的体温、呼吸和精神特征又与时代社会休戚相关，这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我们认为陌生的那个地方——乡村社会，就站立着我们自己。

《旷野黄花》就展现了这种是和不是。它写的是20世纪初期中期的赣南乡村，相对于城市，它是乡村——有着中国乡村生活的一切特征，甚至流淌着灼热却从容的生活流——某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然韵味，但它卷入20世纪动荡裂变的时代潮——在与时代潮流的碰撞中，同样有自己的光彩、自己的局促、自己的喘息、自己的欢悦和自己的悲怆。当发端于20世纪后期，至今汪洋恣肆不已的被称为“改革”的时代潮席卷每一个人，每个人的理想、人生和事业走向需要重新掂量，在关注与漠视、持守与随顺、坚守与放弃、独立不羁与功利从俗上，很容易地能在这部作品人物的命运遭际中认出我们自己。作品所摄取的是过往的人和事，惴动的却是我们时代的砰然心跳，他们在新的时代中默默地与我们并肩随行。

这让我想到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如果说福克纳着眼于表现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各阶级、阶层人物社会地位的浮沉升降，各类典型人物的精神品貌，那么，李伯勇为时代展示了另一种精神文本，他笔下的赣南就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各色人等不约而同的惶惑、局促与恐惧。人的这种状态是在独特的历史境况下产生的，我把它称之为“时代病况”。一方面时代狂飙突进，另一方面时代遍体鳞伤。一种是显见（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如破损死亡）的伤痛，另一种是心灵（看不见但会传染遗传）的伤痛。我们往往在时代进步的叫喊声中长久地无视心灵——别人的和自己的心灵伤痛，我们自己也成了“病况”的组成，这就是“时代病况”中人的基本状况。

社会犹如人的肌体，如果这个肌体隐含着病灶，那么肌体的任何部分都会受到牵连制肘，每一个细胞都会感觉到疼痛。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传统社会被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彻底颠覆了，它所导致的社会疼痛在乡村尤其明显，这种疼痛既表现为传统文化被销蚀，也表现为人愈加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它总是伴随一种政治力量角力所形成的压倒性的社会运动而令个人衰弱和衰微。（《旷野黄花》的客家乡绅、中医黄盛萱、由共产党员转为民国县长的陈学余、留学归来从医兼律师的黄朝勋、生不逢时又想做大革命家大英雄的青年大学生黄腾，以及包括地方贤达精英（如红军干部凌贻坚刘怀馨夫妇）和土匪（如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到“里外通吃”的胡保林）各式人等，他们都被一股强大而外在的力量所冲击所摧毁，作品真切地展现了这种社会疼痛、人生疼痛和心灵疼痛的过程。想对自己的生活有所纠正而适应潮流的，想通过从政实现社会理想的，想以一己之长立足社会的，想退守楼阁与世俗抗衡的，想以激进姿态显示自己是时代楷模的，想过与世无争的家园生活的，最终都被血与火所伤害所吞噬。

这种外在力量往往借助对立双方中握有操控权柄的一方而提速并显身，致使另一方只有步入毁灭之途，我们社会十分普遍的非正常死亡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在《旷野黄花》里的信泉镇（乡村）得知，各种人物均在“外在力量”的操控下遭遇如此无物之阵而命运惨淡。比如陈学余当上县长把实施和平土改作为施政蓝图和个人精神追求，除开当时国共争斗和抗日这样的大动荡，他所在县的猖獗匪风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有意阻挠破坏，这些都汇集成“外在力量”，他的失败是前定的。又如黄腾主动组织“自救第五团”迎接全县解放，他得到一时的嘉奖，进入了革命岗位，而知识分子本性使他从本地粮食歉收的实际出发，建议免征乡村税赋，可向圩镇工商户适当加税，以支援前线，他这一认知和行为恰恰违背了中央相关的旨在指导全局的指示精神，南下部队出身的区委书记自然唯上不唯实，认定凡中央下达的指示无比正确，必须坚决执行，也就断然否定他的建议，而且更进一步怀疑地主家庭出身的他“别有用心”，甚至他组织迎接解放也“暗藏阴谋”，怎么看他也是个潜伏的敌特分子。所以，在这样的“外在力量”面前，黄腾的任何行为只能让自己加速灭亡。

我们可以用革命的必需（进步的代价）做解说，可多少年后，尤其在当今的历史境况之下，为着我们的乡村，为着我们的社会，“敢有诗吟动地哀”——交学费、补课式的心灵抚慰成了解说的良药。历史深处的心灵如同地火依然烈烈，人们总会痛定思痛，说明廉价解说的作用十分有限，新时代的存在心灵在倔强的回望中跟历史的精灵相遇而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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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小中见大”来形容李伯勇的小说，他笔下的各色人等看上去都显得行迹破碎，人物心灵也呈现出一种散点式的形态，这一点在长篇小说《旷野黄花》体现尤为明显。就像此前我认为的那样，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这是李伯勇的文学风格，然而正是在这种稍嫌陌生的文学风格中，蕴含着一种我们未曾在意的洞见，这就是，李伯勇并没有刻意点明，而是通过人物跌宕起伏命运的描写，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有这么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制肘他们，于是作品又悄然展示，与破碎世界毫无间隙地契合为一体的破碎心灵，成为乡村社会的心灵常态生活常态。不但是物质的破碎化，更是心灵的破碎化；心灵的破碎化与破碎的世界契合为一体，《旷野黄花》展现了乡村世界破碎化、心灵破碎化以及互相契合的过程。时代病况也就成了我们的心灵病况，我们生活于其中久矣而习焉不察，于是彼时代的时代病况也就延续成当今时代与我们每个人相关的时代病况。

也就是说，在正视大历史之下，各色人物被时代强力的挟持中沿着不可阻遏的人生落局颠簸，在心灵破碎化中，他们却发出了微弱却力透心扉的光和热。这也是历史的光和热，中华民族的脊梁由此显现。我们推崇历史的直线进步观念，但我们的社会生活总是轮回又一个轮回，历史中的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定格？在滔滔的历史行进中，我们何在？何往？轮回难道是我们乡村——社会的宿命？在乡村社会我们的先贤曾在，在持续的破碎化的心灵病况中，我们如何在？李伯勇小说的内在力度由此而来，它就蕴含在这种不事张扬、有时候甚至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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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旷野黄花》中，陈学余和黄腾是李伯勇用心血浇灌的两个重要人物，这两个人物性格迥异，然而造成他们不同人生轨迹和命运结局的，始终是作者在意着的那个独立——或者说外化（用哲学术语表述）——于人物主体的“世界”。问题是，陈学余和黄腾表面上所熟悉的世界已是一个变化了的、破碎了的、陌生的和无从把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与他们的灵魂之间，出现了巨大空缺，他们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灵魂坐标才能够与它共在，他们自己也能在场（拥有自己的活动舞台）；恰恰经由这种痛苦的调整，他们的自我才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证明。更为严重的是，这个被外在力量证明了的自我，显然已经不是那个自然存在（进入社会之前）的本我了，它被一种陌生而强大的力量破碎为即便他们自己也认不出的东西，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成了乡村世界破碎化、心灵破碎化以及互相契合的社会心灵样式，所有的心灵悸动和内心波澜都因此风生水起。这种自我已是破碎化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破碎化的生存也就整合成了这个破碎化的世界。当然这样的世界可以包装成美仑美奂，但受伤破碎的心灵不可能华丽地转身。作品深邃的精神和绵厚的思想皆由此而来。这种社会契合——被视为正常的生活样式对个人对人心对社会是促进还是促退？我们可在或大或小的社会现实中得到印证。

陈学余这个人物非常很值得注意，这个人的心理空间精神质量要大过所有其他人物，这个形象蕴含着的意义绝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意义，他的人生轨迹和命运结局，实际上是在对意义的追求中完全彻底丧失意义的残酷无情的一个过程。心灵破碎化就是意义不断丧失的结果。陈学余就其内在精神品质来说，与黄腾一样，是知识分子式的。知识分子永远无法割舍理想主义——对意义的探寻，他们的全部命运都是在对理想的追求和最终不可得之间做着悲剧式的演绎，作品在这方面的把握十分精准。

如果仅此一点，那么，我们顶多把陈学余划入文学形象的——借用生物学概念——某种“纲”中去，无法发现“目”的特征。李伯勇的贡献在于，他栩栩如生地描画了赣南大地上生生不息的生活脉流，人物正是在这种对独特世界的致密展示中，逐步丰满起来，且获得血肉和灵魂。在悲剧的展示中，人物的灵魂确切化实在化，而且与我们心息相通，他们或多或少感觉到了疼痛，而我们感觉到了全部的疼痛。

“人”是社会的产物文化的产物，人的心灵的质地和形态渊源于社会文化的质地和形态，当你被李伯勇小说描绘的客家文化熏染之时，实际上你也就打开了进入乡村的社会文化之门，进入他所塑造的那些人物的灵魂之门，人物正是在这里不仅作为“纲”，更是作为“目”出现在你面前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行迹，听到他们的交谈，闻到他们的气味，他们紧紧地依附在赣南的土地上，以至于你根本无法把他们分开。自然你也会感觉和发现，作品的思想也是紧紧地依附于这片土地上的，烙着这片土地的恒温。

大地不在了，人就不在了；人不在了，大地也就不在了。“大地”沉沦已久，但大地依然葆有炙热的心灵，那是人的心灵。大地不在人不在，但心灵在。

文学世界是否完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不是很好地处理了人与世界两者的关系。《旷野黄花》在这方面应当说无懈可击，正是借助于李伯勇的手笔，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蒸腾着的世界，更看到了沉潜其中的人。陈学余、黄腾以及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之所以被我们记住，也正是因为他们不仅作为“纲”，更是作为“目”，毫发毕现地被我们看到和感受到，他们正站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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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先生认为李伯勇在作品中“找到了被遮蔽、被漠视和被遗忘的乡村”，这种寻找难能可贵。正是这个“被遮蔽、被漠视和被遗忘的乡村”社会，铸就了陈学余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已然破碎化，他们的心灵也破碎化，两者作廉价契合的人识时务地大量涌现，他们却执拗地寻求弥合自己的心灵，力图以一个完整的心灵来应对破碎化的世界。然而，他们越是寻找自我，自我离他们越远，这种连续不断的疏离在他们内心世界造成的迷惘和恐慌，甚至成为他们自我的一部分，就像把巨石推上山的西西弗，他们命中注定要过这样的生活。于是，关于世界与人的关系问题，不仅作为人物命运，更作为哲学命题，独特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好的文学一定有一条通往哲学的通道，如果文学远离时代的尖锐命题，它必将失去庄严，变得猥琐和堕落。但是，时代命题不是那么好触碰的，这里既有意识形态管制的原因，也有作家修养的原因。《旷野黄花》触碰到了文学不应当回避的东西，这构成了李伯勇小说的独特品格，仅此一点就很值得注意。

《旷野狂花》写得并不浪漫，甚至可以说很不浪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总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它描述的是梦幻中的现实，亦是现实中的梦幻，它在散淡叙述中表现出来的细致入微的人与生活的精准，使你无法轻慢它，你必须随着它走。你会感觉到，你随着走的，还有散淡叙述中悄然洇漫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人的，生活的，人生的，经过体验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作者的，更是作品的，而不是既定的某种观念或理念或概念的。

在我看来，这是文学的极佳境界。

                              （201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