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10点45分，我坐在酒店大堂等候随时会出现的梁文道。早在一个月前获知他将来马的时候，我就决定要访问他了，可是我后来并没有被指派去访问他。就在他抵达吉隆坡当天，我抱著一丝希望，自作主张的在傍晚时分联络了接他飞机的负责人，请他帮我询问梁是否可以在吃完饭回酒店之后，让我和他聊一聊。晚上9点多，负责人来电说梁乐意和我见面，并叫我到酒店去等候。

接近11点，梁出现在门口，还有诗人叶辉与他一起。我趋前和他打招呼，他连忙说抱歉让我久等。我嗅到了他身上散发的酒味。接著他走进大堂，四周观望，然后轻声说∶“都有冷气呢，那可就不能吸烟了。”我听了会心一笑，连忙告诉他房间是可以抽烟的，然后因预料到我们接下来一定能躲在可以抽烟的房间慢慢细谈而高兴。

正如我所料，领了房间钥匙我就随著梁一起走了。进到房间我先打电话叫人送咖啡上来，他洗了一把脸后开始坐下来卷烟草，我则直接抽现成的烟。我是来找他聊天的，采访只不过是一个更好交代的名堂而已。

有人说梁具有老派文人的特质，因为他不但卷烟草，还用稿纸写文章，名符其实的爬格子。那样的形象似乎让人投入了些许浪漫的联想，浮现起过去文人握住一支墨水钢笔，俯身在书桌上把文字渗透在微黄稿纸上的画面。可梁很快就打破了这个遐想，他说∶“我只是不会打字！”

说毕，我和他哈哈大笑。

这个在电视上主持〈网罗天下〉，带领观众遨游网络世界的文化人，原来是因为没有掌握打字的技术才选择最原始的书写方式。你或许以为这和梁的工作及身份不符，可这不是他惟一和“现代社会”产生矛盾的行为。

梁不穿耐克鞋，不吃麦当劳，不喝三合一咖啡，看起来似乎在对抗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也坚持品味的选择。他从不掩饰自己是个左派，但他也坦言自己的某些生活享受似乎更贴近资本主义。现在的时尚趋势是“垮界”，作家可以出唱片，厨师可以出书，但左派可不能一只脚叉到右派去，搞工运的人没有理由倒过头来支持资方。梁的生活选择，有时候跨来跨去，有时候坚守一片贴了特定标签的山头，不知他可活得自在？

“我当然不能很自在地做回自己。左派是很宽的东西，你如何定义呢？最近美国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最热心做慈善的是最保守最右的福音派那帮人，而捐钱最少的就是左派。哈哈哈！”
笑一轮后，他开始解释自己的消费原则。

“左派总是觉得应该看大的社会结构问题，结果很多日常小细节反而不坚持了，反而做错了。良心消费永远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我尽量不放弃细节，比如我不吃鱼翅，有一些东西我不买，或者思考要怎样买，又比如去旅行，我会想著要怎样才能减少对当地的破坏。我会考虑很多，我不认为我们要改变世界和社会，就可以忽略这些细节。”

我没有朋友

梁有很多身份，这当中，他强调过要做一个“公共知识份子”。他走进民间，贴近社会，是少数能突显文化人气质的同时，也亲近草根的知识份子。德士司机载他的时候认出了他，会称呼他一声“梁生”，然后就直接问他对某某课题的看法。梁和任何人都很快的熟络起来，每次他下了德士以后，感觉就像做完了一个节目。他没有防线，任何人都可以轻易走近他。这样的人，应该是朋友满天下。

“我没有朋友。”他的回应让我错鄂一阵子，然后忍不住“干”了一声，叫他别“扮高深”。

“真的。我觉得我有点像胡适。每个人都说胡适是他的朋友，但你会发现他跟谁都没有太密切。”

“我是一个友善的人，也喜欢和人聊天，但我的生活非常分散，也很忙碌，没有时间去经营可以一起吃吃喝喝的那种友情。”他说他只有同志，大家可能相隔很远不常见面，可彼此都在为了共同的理想在做事，那样的关系让他满足。

至於他所贴近的草根，他虽然天天接触，但梁并不觉得自己因此就是他们的朋友。他选择住在靠近他们的地区，每天到他们吃饭的地方用餐，到他们去的菜市场买菜，他认识那里的清洁工人、餐厅老板、服务员，连开垃圾车的阿叔见了他也会热情的打招呼。

“我喜欢贴近他们，但我能不能因此说他们就是我的朋友呢？显然是不能的。”

在草根阶层的环境里，梁发现其实自己和他们真的活在一个很不同的世界里。作为一个“公共知识份子”，梁以为自己所写的所讲的，别人都明白，他也以为自己在为草根阶级说话，在关心他们，他处在一种理所当然的认知里，而事实上草根阶级所想的根本就不是那麽一回事。

“我常感到无力感，但这种无力感对我很重要，因为他们刺破了我身边的小气泡。知识份子存有那样的幻觉是很危险的，就像公认拥有最多知识份子的纽约，世界各地的人都涌入纽约，纽约人就以为自己认识了全世界，其实他从头到尾都只是呆在一个城市而已。”

“我接触的草根阶群，给我带来的最大教训，就是刺破了这些幻觉。”

我以为我那麽忙是为了这个世界

也许是深夜了，也许是室内灯光昏暗，梁原来很激昂的情绪，在提到了幻觉的危险之后，慢慢低沉下来，并连带说了更多像是自我问话的感慨。

“我不只是文化人，我也是一个传媒电视人，这样的人更容易有幻觉，因为你每天都在赶新闻、追新闻，你觉得自己赶的追的说的想的，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真实的世界告诉观众。但你看看我们的生活，我还好一点，我的同事们一天到晚泡在新闻室里，他们根本就不接触世界，那种情形就好像一个成天躲在房间里上网的人告诉你他在网络里认识世界一样。”

“我这麽的忙，每天要看书看报看杂志，跟不同的人开会聊天，搞很多活动，然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为世界做点甚麽，但我真的在世界之中吗？我真的能了解一个早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吗？他们如何挤公车回家，下班要带生病的孩子去看医生，妈妈年纪大了摔跤要照顾，在公司和同事吵架了┅┅我都了解吗？我很怀疑。”

“我的忙碌使我跟世界隔开了。我本来以为我这麽忙是为了这个世界。”

这个每天吸取大量知识，然后又每天吐出更多资讯与知识给大家的36岁男人，长期不够睡。他声称香港文化圈里有很多人都在比赛看谁睡得少，有人觉得陶杰的脸看起来最疲倦，梁大声叫道∶“他睡最多了，怎麽和我比。”

这麽忙碌，必然有他热爱的东西或信念在支撑著，我希望梁不会连自己热爱的东西都开始怀疑。

“我最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嗯，我热爱真理，我想知道更多的知识，想辩论，为了找到或发现更真实的东西。真理使我相信世界应该是更公正的，你可以说我爱正义。但这种正义，是活生生的人的正义，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知识份子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他会爱上一个抽象的观念。”

我看女人觉得很怜惜

在更晚的时分，我告诉梁说，当同事知道我要采访他的时候，我将会与他聊甚麽。我回答说∶“要和他谈女人。”结果大家都呵呵笑了，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同感，觉得梁一谈起女人就眉飞色舞。他听了之后一直笑，也没有反驳。

“我当年没有做神父，理由就是为了女人。那时候太年轻，也幼稚。我总是看见不同女人身上的优点，现在我对女人的观念正在改变。”

“日本美学有一个概念，叫‘物哀’，意思是为一件物品感到哀伤，因为所有的‘物’都不可以久留，都不会永恒。这东西最明显体现在花的身上。花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会谢，花谢了就让人感到可惜，让人特别怜惜它。”

梁现在对女人的看法，就是像花一样。他有很多美丽的女同事，当他看著她们的时候，就会联想到她们有一天会变老，就觉得很怜惜她们。

“我现在对男女的区分越来越淡薄了，不知道哪一天，可能很快，我就不需要那种我曾经向往过的感情生活了。”

梁其实最向往在未来可以进到修道院，或一个隐居的状态，过著非常有纪律的生活，在简朴的生活当中灵修和读书，与世隔绝。

“我觉得正因为那样的生活和我现在的状态差太远，所以才那麽向往。但这个愿望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

我没有问梁，他不是担心自己与世界隔开吗？却向往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也许有一天他真的做了神父（一个左派神父？），那时候我会很好奇他会如何的传道。

离开梁的房间已经凌晨了，而他还得继续爬格子。过了两天我再见他的时候，他说已经把我和其他人送给他的书给看完了，这当中他还要演讲、拜访各个单位、吃饭、应酬、写稿。我想，我不会质疑他是香港文化圈中睡最少的人了。 （快乐星期天·文∶林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