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国家突出了稳定的重要性，把稳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加上国家大事、喜事、要事多，如奥运会、世博会、国庆60周年等等，所以一级一级下“死”命令抓维稳：一把手负总责，不能有越级上访的事情发生，一定要维护好稳定。这也没错，因为稳定是基础，没有稳定，经济社会就不可能持续稳步发展，人民群众也不可能安居乐业。然而，让人们的感觉是：这几年来，各级各部门各个方面化大力气抓稳定，却好象出现了有些时候、有些方面越抓越不稳定的现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是否应该转变我们维护稳定的思路与模式？

    以某县两件事为例：其一，某人在70年代贪污公款几千元，按那时的法律被判了刑，丢了公职。这几年一直上访，认为法院审判不公，强烈要求平反，被中院驳回。后又转而向各级政府上访，时常在政府机关吵闹，几次扬言要去北京上告。政府为了维护稳定，确保本地无上京上访事件，就上门“尉劳”，一次送给5万元，条件是要他保证不上访。世博会期间他又说要上京，社区干部用陪他擦麻将、聊天，还另时安排他在社区工作以对他进行所谓的“监控”。而现在他把5万元退还给了政府，要求政府补偿他30万元。他认为既然政府会送他5万元，说明法院是错判了，既然错判了，就不是5万的问题。其二，因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某村整个被迁移，政府统一造新村，按国家规定给予每家每人赔偿。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统一建造的房屋质量不好，普遍渗漏，群众反映很大。政府给与每户一定的经费，由每家自行修理。事后，没多少时间，群众向政府反映房屋又漏。政府没认真理会，引起群访，政府视为不稳定因素，派来警察维护。后来虽然考虑维修方案，但也造成一定影响。

    上述两件事，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从全国来讲不仅是普遍现象，更是小菜一碟。但从中也给我们三点启发。一是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威胁稳定的事端。只要影响了稳定，政府就会重视，你的问题就有希望得到解决。在这样的思想误导下，就产生了所谓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难解决”的现象。有的个人或群体还采用法律外的方法、甚至暴力来发泄不满。二是把人民群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与稳定对立起来。怕群众上访。群众一上访尤其是群体性上访，不管正当不正当，一概视为不稳定因素。而且在这过程中，为了“一切为稳定让路”还可能出现两个问题：合理不合理，都用“化钱卖平安”来解决；法律解决不了的，上访就能解决。三是这种维稳模式会破坏整个社会的是非观、公平观等价值理念，不仅严重牵制人力物力和增加成本，而且在道德正义上削弱政府的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正，反而会加速社会基础秩序的失范，对完善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不利的。

    我们国家在加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产生、积累了许多和问题和矛盾。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以及腐败、贫富差距等等。有些方面欠民众的也太多。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就会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国家难以长治久安。如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关键在于：一是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的角色；二是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制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