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废品收购站

王晓华

作为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我目睹了废品收购站在中国的兴盛与衰落，参与了它们在城市中无人注意的秘密葬礼，并且不得不为它们唱一曲迟到的挽歌。

很难说清楚废品收购站在城市中的溃败是从何时开始的。反正它们现在至多只能存在于城市的边缘，被那些形象不雅、地位卑微、前景黯淡的人们所支撑着。在城市的中心和主干，人们可以看见来自于农村的拾废品者，却看不见废品收购站。这使得废品在城市中的出没具有一种神秘的性质，那些衣衫破旧、面孔黝黑、来去匆匆的拾荒者则成了特殊的地下工作者。没有人瞧得起他们，他们的身份如垃圾般低贱。他们在城管人员的斥责声中不断地奔逃，他们的形象在电视中出现时总是与驱逐三无人员等负面消息联系在一起。好在他们尽管卑贱，也是人，会走动和捉迷藏，因而才没有与废品收购站一起在城市里绝迹。

拾废品者的命运是与废品收购站的地位一起升落的。在我开始懂事的七十年代，废品收购站星罗棋布地存在于中国的城市中。那时它们都是国营单位，职工属于体面的工人阶级，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不让一件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之物流失，尽可能地让它们回到炼钢厂、造纸厂、塑料厂、玻璃厂，继续为人民造福，为国家出力，为世界上的正义事业做贡献。尽管环保和生态之类的词汇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未流行，但大家都知道浪费和贪污一样是最大的犯罪。这种时代语境使得废品收购站和卖废品的人都分享着光荣和神圣。当时的废品收购站数量之多、所处位置之优越、地位之重要都是现在所难以想象的。拾废品则是全民性的事业：上到国家官员，下到普通百姓，都会有组织地或自发地投入到拾废品的行列。当然，不少拾废品者也有小小的私心：在为国家做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增加少许收入。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和邻居们一样把家里用过的旧铜、废铁、塑料、报纸、牙膏皮聚集起来，不定期地将它们送到废品收购站，用所换来的钱改善家里的生活。所以，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废品收购站是个意义重大而又能给普通百姓以实惠的地方。

我的成长史就是废品收购站的衰落史。在八十年代已经长大成人的我发现城市中的废品收购站在悄然减少。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越来越不在意用废品换来的小钱，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区也开始不愿容纳利润微薄的废品收购站。只有一些废品收购站因为是国营单位还在城市的中心坚守着。１９９１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学校附近还有正规的国营废品收购站。毕业时我将旧衣服都送到了那里，所获得的钱确实让人感到微不足道，但那种因为没有浪费什么而获得的充实感却是钱所不能买到的。然而在我毕业不久，它就倒闭了，代替它存在于那里的是一家酒店。１９９４年我到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吃惊地发现在南京的市中心竟还有兼卖杂货的废品收购站，便怀着复杂的心情观察它的命运。结果只见它卖杂货的面积越来越大，收购废品的地方越来越小，最后干脆变成了一家杂货店。这大概是城市中心坚守最久的废品收购站了。１９９７年我到深圳谋生，从此再没有见过废品收购站。现在我有时会玩一种独特的游戏：猜测哪个地方曾经存在过废品收购站，然后把那里崛起的建筑物当作已经死去了的废品收购站的墓碑。

每当我看见活跃于城市中的数量可观的拾垃圾者，我就会想：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把这些废旧物资运送到能给他们换来人民币的地方呢？那些残存的废品收购站存在于何处？它们在城市的边缘以什么样的形象迎接这些人呢？废品收购站在城市的消失是社会进步的绝对象征吗？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丧失某种宝贵的品质并因此面临相应的危险？在生态系统不断恶化和自然资源急剧减少的今天，废品收购站是不是更有存在的价值？想一想那些已经不胜重负的垃圾填埋场，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废品收购站的存在价值？如果废品收购站对于拯救地球村的命运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是不是应该适当地忘记利润而考虑更多的东西？我们习惯于把拾废品者视为卑贱的，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不是具有神圣的意义吗？究竟是他们确实卑贱，还是我们不懂得高贵的真正含义？一个社会中只有少数卑贱者从事拾垃圾这种拯救性的事业，这岂不是对人类的莫大讽刺？

这些问题在我的头脑种盘旋纠结，使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也许我不应该在这里写出来，因为它对于本文可能的读者来说过于沉重了。但是我依然要写，不单是为了表达对过去岁月的怀念，更是为了坦白对未来的警觉与期盼。

我毫不做作地怀念废品收购站并期待着它们在未来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