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文│袁腾飞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因此，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对此历史学者袁伟时曾提到，对历史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弱点。
作为教科书，价值取向应该趋向客观，使学生了解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和经历，使学生产生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培养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学生群体。教科书不能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把源源不断的历史长河剪断，否则教育必将出问题。实际上，将“革命史”教育极端化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没有过，“文革”时期，那些殴打过老师的学生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学生批斗殴打的教师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苦味。
现在的教科书仍大量受旧框架的限制。按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中国的历史其实很简单，主要有四条：
1.凡是推动统一的，就是进步的。反对统一的就是反动的。
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反动卖国的。
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
4.凡是扩张了领土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丧权辱国的。
比如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虽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却依然根深蒂固，将义和团在“扶清灭洋”口号下对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的一系列野蛮行径，简单视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外国学者说中国人对历史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关于太平天国， 1862年夏，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启超先生言：“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这种作风，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学者徐友渔先生1986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件事让他很受震动，印象极深。徐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问题、多么的苍白无力！这么可笑的做法难道还应该继续吗？这种做法跟中国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一些教条，这种做法太过时了。”
现在，新历史课程强调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人性和生命的价值，确认多元化的历史认知的合理性，要求学生学会同他人，特别是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这意味着，新历史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会使今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走向更加宽容、更加人性的方向。文明还在路上，中国人都在期待。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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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小弟，我支持你！老袁
中国人，学会说真话，不要只会说大话、说好话。
中国功利化历史教育的反弹——袁腾飞，遗憾的是矫枉过正，搞出一个汉奸
很高兴你还健在
很好!支持!!
我们的教科书是这样教育我们的： 1、历史人物只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 2、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好人；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坏人（1949年以后的除外）。 3、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勤劳、勇敢、聪明和正确的；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懒惰、软弱、愚蠢和错误的（1949年以后的除外）。 4、历史上主战派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战就是正确的和爱国的；主和派都是民族败类和汉奸，凡是主和都是错误的和卖国的。 5、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发生冲突时，少数民族都是进犯和分裂，汉族的将领都是民族英雄，少数民族将领都是分裂分子；中国和外国发生冲突时，则外国都是侵略，抗击外国的将领都是民族英雄。 6、我国从有史以来到1949年以前，凡是无法无天、杀人放火的农民起义，都是反抗黑暗统治，是英雄好汉；1949年之后的，都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1976年以后的，都是犯罪分子。（笔者注：以审判“四人帮”为标致，非以1999年3月15日通过“依法治国”宪法修正案及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为准绳。） 7、任何朝代的覆灭都是因为统治阶级的腐朽（1949年以后的除外）。 8、任何朝代开始时采取的统治措施都是进步的，应该给予肯定的；结束之前采取的统治措施都是反动的，应该坚决否定的（1949年以后的除外）。 9、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胜利之前都是革命运动；胜利之后都是蜕化变质（1949年以后的除外）。 10、历史上除了我党领导的任何革命最终的结局都是失败。 11、历史上所有革命失败原因都是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犯了左右倾错误、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没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等等；以上原因实在没有，肯定就是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中外反革命联合绞杀。 12、世界上任何科学发明都起源于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或创造，我们都比欧洲早上千年（不早的不要提）。 13、我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疯狂掠夺；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掠夺了别的国家。 14、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是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我们永远都是友好的。 15、资本主义失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失败，则是前进道路上的曲折。 16、我们现在的政策从来都是英明和正确的；过去的政策肯定是错误的或存在问题的。等现在变成了过去，政策也就又开始变成错误的或存在问题的。《转载》
跟于丹、余秋雨之流差不多，小儿科，只是哗众取宠而已。
十年前教育部就曾召集中国社科院的历史研究专家与首都五大知名院校的教授们的会议进行审议，审议的结果证实，有六百多处与事实不符的“硬伤”，可是却不能实事求是加以纠正从而作出修改，原因何在呢？则是□□部认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就是由于修改历史教科书后导致了人们思想混乱，因此为了政治稳定的需要修改只能作罢，于是这个錯誤百出的历史教科书得以谬种流传直至于今，袁老师依据教科书讲课，讲对了当然应是他的功劳，由于这个原因，如果讲錯了，这也不是他的责任。试问：你们以国家名义颁定的教科书都能明知故犯，怎能问责于一个授课的教师呢？这岂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吗？尤其是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其指导思想就是ML主义，在ML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历史，不仅坚持阶级斗争原则，而且还要硬套五种生产方式，当年高举MKS主义史学旗帜的郭沫若，不是为中国历史杜撰了一个《奴隶制时代》了吗？就是根据这种无中生有的杜撰，MZD发动了批孔运动，它在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中依稀尚有逻辑可寻，这样的篡改历史都不受遣责，为何却抓住一个敢于讲真话的历史教师不放？袁腾飞的不见容于当局，其主要原因在于敢于揭露毛的罪恶，可是毛不仅以阳谋诱使忠言进谏坑害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精英，而且还以荒唐的大跃进造成数以千万计的民众饿死，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连他自己都承认是个披着MKS外衣的当代秦始皇，为什么袁腾飞讲历史却要为之避讳呢？作为一个历史教师讲课，遣责某些历史人物的罪恶行为，是他的职业要求，橫加干涉，显然有失公正！ ————罗祖基（原曲阜师大历史教授）
洋奴一个，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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