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我接到了各国不少媒体记者的电话，不管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韩国人，电话里的那个人都或多或少带着一种“同情”的口气，向我咨询：“加藤，日本刚刚召回驻俄大使了，日本最近面临领土问题不少，你作为普通日本人，怎么看待当前的形势？”

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结束越南之行后的回国途中登上了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中的国后岛。这是俄国家元首首次对北方四岛进行视察。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与中日之间的“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群岛)一样，都是战争留下的后遗症。前者是由俄国实际控制，对此，日方提出异议。后者则是由日本实际控制，中方提出异议的。

我明显感觉到，“外国记者”们夸大了此次的“召回”。正在中国国内饱受争议的前原诚司外相2日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为了倾听事态，了解背景，菅内阁决定让驻俄大使暂时回国一趟”。这是菅直人首相、仙谷由人官房长官这一把手和二把手同意过的应对措施，而不是前原外相单方面的决策。

这次“召回”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示“严重抗议”，而是“为了了解事态”，用日文讲是“一时归国”，即暂时的回国。前原外相明确表示，“俄罗斯对日本来说是重要的国家。我们努力解决领土问题并签署和平条约，尤其在经济方面加强合作的发展方向从来不变，以后也不会变”。从我对前原外相本人的了解，基本可以确定，此次召回措施是软性的、暂时的、温和的。

梅德韦杰夫总统出席11月中旬在横滨举行的APEC会议的计划暂时也没有发生变化。看到日方“点到为止，有所保留”的应对措施（而不是对抗措施），俄国方面也暂时没有打算召回驻日大使。2日，俄国外交部对日方暂时召回大使一事也冷静地回应说，“不成问题”。

今天（3日），日本驻俄大使河野雅治回国，将与菅、仙谷、前原三位大员和外务省官僚进行沟通，研究接下来的战略态势。不过，我个人认为，日方不会做出强烈反应，理由有三：一，北方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是客观事实，日方本来处于劣势；二，菅直人首相的支持率急速下降，其重大原因之一是没有把与中国之间发生的撞船事件处理好，再次面对着领土问题，菅内阁不得不先观望形势，后慎重处理；三，日本即将主持APEC会议，在此之前不愿意在对外关系上找麻烦。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围堵”日本的领土风波确实纷纷发生，同时，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也正在描绘出有趣的权力格局。日、俄、中、美之间的“领土博弈”重新登场，直接影响着各国在本地区的国家利益，深刻考验着各国对本地区的战略考虑。

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明显是占了中日摩擦的便宜，搭了中国对日强硬外交的便车。他之前从迎合内政、选举的角度宣布“近期一定访问北方四岛”，上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也与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在领土问题上共同应付日本达成了战略默契。

日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立场暂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好维持现状。俄国通过此次强硬措施进一步把“实际控制”既成事实化。但梅德韦杰夫明显是得分的，政治家与专栏作家一样，永远只是为任期（周期）负责任。即使被历史学家写成“伟人”的政治家，所有人当时是从在自己任期内能够取得多大政绩这一点来决定政策的。

冷静下来思考，不难发现，梅德韦杰夫的登陆与日本逮捕了中国渔船船长实际上属于殊途同归，都是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范围内行使了“国内法”，把局面进一步既成事实化，虽然日本务必表示抗议，主张非法，中国也务必表示抗议，主张非法。

不少专家认为，梅德韦杰夫对日采取的强硬措施是受了中国对钓鱼岛风波采取的强硬处理法之影响，中国也从中获利。我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如前所述，“撞船事件”和“总统登陆”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外交事件，都是由实际控制方来按部就班行使国内法，日本和中国各自的反击措施和所拥有的外交筹码存在差距，但被控制方基本处于被动，只能“严厉抗议”。对于中国来说，无论如何，“实际控制”这一多数中国老百姓并不了解的战略产物就像“多米诺”一样逐渐地成为国际舆论，变为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是不符合党的根本利益的。

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不管是日俄之间，还是日中之间，坐收渔利，得到了基本目标。看到尖阁诸岛(钓鱼岛)风波依然影响着日中关系，美国巧妙地提出“中美日对话”的制度设计。看到中国外交的强硬措施而感到害怕和警惕的东南亚国家，不失时机地“加强沟通”。美国把东亚地区的坏事变成好事，逐步提升自己在东亚政治中的话语权，来牵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并触摸中国“核心利益”的底线。

不少专家认为，日本是最近一系列领土风波的最大输家，我的看法是，不见得。既然美国是最大赢家，那作为其盟国，日本不太可能输成那样子。9月初撞船事件发生后，美国通过对日美同盟的重新确认，即日美安保条约对钓鱼岛海域是发挥军事作用的，换句话来说，美国到时候会站在日本一方加以保护，再次向中国发出了警告，将继续利用日本这一远东的筹码“遏制（contain）”中国，同时试图主动提供“中美日对话”等舞台，来“接触（engage）”中国。对于梅德韦杰夫的登陆措施，美国也明确表示“支持日本的立场”，试图利用日本这一筹码，来牵制这一原来的核心遏制对象、潜在的重要竞争对手。当然，就对华关系而言，日本最好还是能够落实福田康夫前首相提倡的“共鸣外交”，即要把日美同盟和对华外交兼顾好。日美同盟的提升值得欢迎，但它不应该以损害对华关系为代价。

中国此次拿出13亿人的市场牌向日本做出制裁措施，顺便向东南亚各国施压，“间接支持”梅德韦杰夫总统的登陆，在领土问题上营造“包围日本”的国际舆论。但这一逻辑本来就很够呛，原因如前所述，关键词是“既成事实”。 梅德韦杰夫不过是间接地“模仿”了日本在9月8日时采取的内政措施而已。中国政府对日制裁无疑是迫不得已的，中国有中国特有的选民，结果使得日美同盟得到了较大的升级。此外，中日民间交流，包括经贸、人文、青少年等的破坏和滞后以及前一阵在中国国内连续爆发的“反日游行”对中国来说也是弊大于利。25000家以上的在华日本企业雇用着1000万以上的中国劳动者，日本产品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可或缺，想抵制也抵制不住的。回望历史，无论是改革开放当初的政府开发援助，还是“政治风波”后的第一解除制裁，日本对中国的内政稳定与经济建设来说还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对于中共来说，把日本宣传为“假想敌”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最近一段时间在国际舆论上逐步高涨的“中国异类论”、“中国强硬论”也不容忽视。

总之，此轮领土风波是错综复杂的，各国有各国的得和失，对于当前的东北亚地缘格局也产生切实的影响。肯定的是，东亚这一“后危机时代的巴尔干”的紧张氛围和态势正在升级，严重损害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这一点来看，所有利益攸关者都是输家，得不偿失。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0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