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学”与“汉学”的未来

“国学”和“汉学”的使命和未来，需要在全球化和本土化深度悖论的时代背景下予以深入的思考和定位，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和世界气象的“新国学”和“新汉学”。

（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悖论

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人类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同时人类的文明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纠结，尤其是，在文化方面，人类文明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深度悖论。

其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悖论。冷战结束以来，有人，比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一度认为“西方化”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65]。但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非常具有洞见地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尽管在“现代化”过程的初期，部分甚至全部地采用了“西方化”的模式，但随着国家发展，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逐渐上升，并开始在本民族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动力，从而使国家发展模式出现了出现“本土化”趋势，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多种“现代化”模式竞争甚至是对抗的格局。[66]

其二，“全球化”和“地方化”的悖论。杜维明指出：“全球化和地方化是同步的，有全球化就一定有地方化，地方化与全球化是互动的关系。”[67]“地方化”不仅未因“全球化”而消失或式微，反而有所强化和凸显，原因在于在迅猛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交锋变得异常频繁，从而使“自我”在纷纭的“他者”面前，更加注重“自我”的认同和与“他者”的辨异。认同也好，辨异也罢，主要都是通过回归和重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来实现的。[68]

其三，“全球化”和“多样化”的悖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并不是奉行某种特定的、单一的模式，并不是朝着某种唯一的、确定无疑的方向发展。否则，带来的不是“全球化”，而是“同质化”，是单调枯燥同时缺乏免疫力的文明，如古语所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特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真正的“全球化”，毋宁说是各国家、各民族、各文明的多样性传统，共同走到世界的前台，彼此尊重和欣赏，相互对话和交流，既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同时共同参与塑造和丰富的人类普世价值，此即费孝通所言：“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69]

（二）“新国学”需要世界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的“国学”是一种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新国学”[70]：

其一，“新国学”要尽快扭转批判质疑颠覆解构传统文化的风气，亦即要首先整体上和内心里对“国学”的价值和意义予以充分的、正面的肯定，抛弃所谓“一分为二”和“客观研究”的藉口，否则，“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孟子·离娄上》），根本就无法实现中国文化自觉和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此即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

其二，作为担负着促进中国人的文化/民族/国家认同伟大使命的“国学”，需要从强化“传统性”和“本土化”的角度，铸造和凝聚中国的“国魂”，亦即要在做到“世界化”之前，首先要“化中国”。要做到“化中国”，需要设置“国学”学科和开展“国学”教育，以及在人伦日用、风俗习惯、典章制度乃至政治诸领域践行“国学”理念等。

其三，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是一体的，中国文化不仅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必须在解决人类共同难题、参与普世价值构建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亦即不仅需要用“国学”解释中国，还要用“国学”解释世界，并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国学”[71]的对话与交流，共同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圣使命，戮力合作创造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三）“新汉学”需要中国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的“汉学”，是一种既保持西方性又需要中国化的“新汉学”[72]。

其一，“国学”虽然不能有“建天下者，舍我其谁”的狂妄自大，也不是包治百病的“千金方”，但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发展理论和普世价值，如果缺乏具有六千年历史和泱泱13亿人口的中国文化的积极参与和实践经验，都不能说是合法的、充分的、有效的。由此而言，或许“国学”作为“汉学”的“他者”的角色无法改变，但“汉学”漠视“国学”，甚至充当“国学”的终极裁判的心态是要不得的。

其二，“汉学”需要确立一种新的切入视角，不仅要用站在“西方”来观看中国，而且还要站在“中国”来了看西方，即尽可能地实现自身的“中国化”，掌握中国语言，重视中国经典，熟悉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国情，善于“在中国发现历史”[73]，走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不仅用“汉学”解释中国，而且用“汉学”解释“世界”。

其三，既兼具又跨越“国学”和“西学”两种文化的“汉学”，当是沟通“国学”和“西学”的一座桥梁。“国学”可以通过“汉学”走向“西学”和世界；反之，“西学”也可以借助“汉学”走近“国学”和中国。“国学”与“汉学”，合则两利，分则两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