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9月7日撞船事件发生以来，中日关系始终陷入着一种恶性循环。政治关系和国民情绪的恶化对我个人的影响实在不小。这段时间以来，本来安排好的大学讲座、电视节目、社会活动、新书签售会等纷纷被取消，起码超过100场。好不容易打通关系，做好策划，调整行程，推掉其他事情，一切准备都做好后，举办的前一天突然从有关部门收到通知，这个不让做，那个不让做，“时机不合适”；“形势很敏感”；“为了保护你”。这两个月，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2003年来华以来，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严重失落、低沉、无奈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坚信，越是两国关系困难，难以找到突破口的形势下，越需要像我这样能够相对自由、独立行动的人有所作为。我很想做，却做不到，自己太微不足道，很惭愧。

请读者朋友原谅我的抱怨，我平时不是这样的，我还是比较理性的，但我的良心正徘徊在崩溃的边缘。我故意带着浓厚的主观情绪，为的是与大家分享我这样一个日本人目前在中国的谋生心态。我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国际关系。

在依然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上，大环境、大时代、大气候对一个人谋生、求知、表达的影响如此地具有杀伤力。就中日关系而言，我既是当事者，也是旁观者。一方面，作为来自民间的外交从事者，我必然参与两国关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我也作为专栏作家和时事评论员，我务必要退一步观察，思考，批判性地提出问题意识。

今天此刻对中日关系前景来说相当重要。即使撞船事件发生，舆论环境严重恶化的形势下，两国政府和民间也始终没有放弃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努力。战略互惠关系，内涵就是把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有力地运转起来，官民一体，全面、积极、耐心地推动两国关系。温家宝总理和菅直人首相在欧洲展开了“走廊外交”。上次在越南河内，两国两国领导人未能正式召开首脑会谈，但至少在非正式场合进行了“战略接触”。

自从去年9月民主党上台以来，日本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正在摸索新的交往范式，处于过渡和磨合阶段。两国高层受到国内外压力的严峻形势下，依然做出外交努力，值得赞扬。从2003年开始观察中日关系的我能够感觉到：中日关系在进步。

中日关系能否修复，能否摸着石头过河？接下来的焦点无疑是将于11月13—14日在日本横滨召开的APEC会议。这次会议对菅直人内阁来说是个很大考验，撞船事件，俄国总统登陆北方四岛，在外交政策上连续“丢分”的菅内阁能否在国内外修复其公信力，从而提升内阁支持率，值得拭目以待。外交永远是内政的延续。不管中国还是日本，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在国内的权力基础决定它对外政策上能否贯彻原则和弹性。

胡锦涛国家主席即将访问横滨，出席APEC会议。它是多边外交场合，胡主席不访问日本是基本不可能的。问题是，中日双边的首脑会谈能否正式召开。“首脑外交”至少包含着两层大好处：一，首脑之间的正式会谈能够为两国社会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从而促进民间交流和国民感情；二，首脑之间面对面会谈能够弄清许多问题，坦诚交流为实际问题的解决带来最有效、透明、合理的渠道。反正，首脑外交既是象征，又是实际的，是对任何两国关系的经营来说意味着核心基础。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中日双方政府依然在努力去推动并实现首脑会谈。若能实现，对中日关系的修复来说将是很大的推动力量，反之亦然。

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天，我从中日双方发现了很好的征兆。在中国国内饱受争议的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在11月8日上午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中日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表态，他说：

“这次胡锦涛国家主席将出席APEC会议，那么，这次我由衷希望在横滨能够召开中日首脑会谈，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站在两国关系的大局，携手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立场，让双方的首脑之间展开开诚布公地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前原诚司外相在国内政治上始终遭受在野党和媒体的巨大压力下（他们要求执政党对华强硬）能够做出这样一个表态，本身意味着菅直人内阁非常希望能够趁胡锦涛主席的访日召开首脑会谈，修复政治关系，为广泛、多样的民间交流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前原外相的表态是战略性质的，是反映了日本政府对中日关系的核心立场，希望中国政府和民众能够看到并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

11月9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前景，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我想指出，中方重视中日关系，坚持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方向，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应相向而行，为改善两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做出共同努力。”

我想，中国的领导人和政府也抱着与日方同样一个愿望，强烈渴望把中日关系“正常化”，官民一体，携手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来巩固周边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奠定基础。我把上述中日双方政府的官方表态以及从各方面和渠道获得的信息综合起来判断，在APEC会议召开之际，中日首脑会谈能够正式举办，从而为两国关系的修复带来战略契机的可能性很大。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0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