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进跬步

      六月初的一个傍晚，又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时间，我按时坐到电视机前，当播音员播完“主要内容有......”进而到正式播报时，镜头一下子拉得非常近，罗京占据了整个屏幕，一脸凝重的罗京一说出“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时，我一下子意识有重要领导人逝世，但不知是谁，头脑里飞快地搜索，没有结果。经过慢长的等待，还是没有听到是谁，只听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耐着性子听罗京一字一顿的播报，最后才听到“黄菊同志”，这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而当转眼间播音员轻松愉快播报其他新闻时，轮到我目瞪口呆地凝固在哪里。

       黄菊日常活动的异常有段时间，最早让人注意到的是他没有出席2006年度的“两会”，一段时间之后在政治活动中能见到他，2007年的“两会”又没有出席。我们能知道的信息只有这么多，我们能联想的信息主要有两点：一、在两次没有出席“两会”的中间，有段时期他有出席公开活动，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上海爆出社保基金案；二、从讣告及后来的告别仪式来看，规格是很高的，但这高规格的讣告却没有前奏和后续，比如其他的悼念活动及相关人员纪念文章的发表，总让人觉得不正常。我也反对捕风捉影，但逻辑上的不连贯，总让人有深究的必要和价值。

       黄菊在当今的九大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从九大常委的分工来看，常委们分为两个梯队，一个是传帮带梯队，另一个是被传帮带的梯队。所谓传帮带梯队是各机构主要领导，同时负有为下届常委会成员进行辅导的责任，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保持连续，被传帮带梯队是下届常委会主要成员，也是将来各机构的主要领导，这一届出任常委是为了熟悉情况，为将来担任更重要工作积累经验。黄菊在常委的第二梯队中排名第一，从他的履历和现在分管的工作来分析，他将出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是国家将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己经在被当作国务院总理在培养。到了这个阶段，他个人的任何情况都会影响到国家领导人分工的布局，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己没有个人的情况了，他个人的情况都涉及到国家领导人布局的安排，而国家领导人的调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关系到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

       黄菊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竟然因身体不适而逝世，讣告里没有对病情进行任何披露，我们无从了解具体的情况，只是觉得他的因病逝世十分令人费解。因为他身为政治局常委己无任何个人情况，任何情况都是政局大事，象身体的健康情况都应在掌控之中，最起码在当初列为国务院总理的候选人时就己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也就是最迟在2003年进入政治局常委时身体是没问题的。而进入政治局担任常委后，常委们的身体状况都列入国家大事受到极大的重视，不大可能害上这么紧急又让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大病。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国家领导人岂不变成一场无法预测的赌博？政局多了一个的不可预计的因素，国家的方针政策能否连续执行也存在问题？

       上海社保基金案是2006年六、七月份爆发的，陈良宇是2006年9月25日被正式宣布解除职务，正式公布的理由是：一、为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二、袒护身边的工作人员；三、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陈良宇是近期因违反纪律解除职务的高官，前一次同样职位的是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都是政治局委员，解除职务时宣布的都是违反纪律而不是因为触犯法律。从陈良宇解职的理由来分析，“为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这里的用词值得注意，并没有用“不当利益”这个词，也许前面有“不法企业主”这个前提，就足够说明问题，不需多此一举。这样说来，谋取利益是正张利益，只是当事人身份不对，是“不法企业主”。那什么是“不法企业主”，通俗的理解是非法，也就是没有批准注册的皮包公司，实际上企业主都是合法的，而且都有政治光环。如果一定要按照“为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而不是为自己谋取利益去理解，那陈良宇所犯的错误不是违反纪律，而是智商有问题：为一个与自己没有利益纠缠的不法商人去犯法。这一点换谁都不会相信，一个智商有问题的人会位居政治局委员？职位竞争的激烈我们这些局外人都能理解，没有真实的两下子，另说政治局委员，就是处级职位都上不去，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多人上不了处级这个坎，多年在科级上停顿。第二个理由是“袒护身边的工作人员”，相信这是有的，不但他有，大部分人都会有。属下的不法上司脸上自然无光，这是人之常情，相信大部分人对属下的不光彩的事能小则小，不想给自己贴金，最起码不要给自己抹黑，因此袒护的事大部分人都存在，还不至于严重到解除职务，除非干扰案件，相信陈良宇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再说一人犯法一人当，我们的习惯还没到一人犯法诛联他人。第三个理由是“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这里也要注意一下用词，是“亲属”不是家属和子女。亲属的概念比较大，包含家属也包含子女，还含血缘上更远的亲戚，因为使用这么个亲属的说法，无法准确判陈良宇的爱人和子女有无关联。这里有两个可能，一是不但其爱人或子女有关系，还有其他有人关系，也就是多种亲戚卷入其中；二是其爱人与子女没有卷入其中，只是其他关系较远的亲戚卷入其中。我比较相信是第二种情况，其直属亲戚没有卷入其中。理由是，陈良宇作为政治局委员，是有这点自律的，因为他还有更大的前途。我从不认为所有的官员都过不了贪婪这一关。对于他这种地位的高官，钱对他本人来说己无实质上的意义，国家的待遇足够安度晚年，真想贪赃的是那批所谓“五十九岁现象”的官员，政治上没有发展前途，经济上不上不下，想想当年为了政治前途拼死拼活，到如今不过如此而矣，和那些忙忙碌碌的平庸之辈没什么两样，想到这些心里就来气，不平衡想报复的心态让他想如何讨回自己曾经的艰辛。自己不需要贪赃，最有贪赃必要的是为爱人与子女，如果不为爱人与子女贪，为其他远房的亲戚贪赃又回到智商的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亲属”也可能包含爱人子女与其他远亲，那势必导致很嚣张，相当于公开贪腐，对主政上海一方高官来说不大可能，这么个大都市岂能瞒天过海？

        社保基金案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在于将百姓的养老钱挪作它用，让百姓的保命钱处于不保状态，给百姓以天将塌下来的恐惧。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当然要受到严惩，问题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才会让百姓真正满意，而不是告诉天下人“我处理过了”为了结。平心讲来，这么个惊天大案不可能短期内便发生，应当有个过程，而且刚开始时不可能性质就如此恶劣，是逐渐发展的结果。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启动是和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进行的，以前老有所养的职责是由单位承担，出现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使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严重受到阻碍，不利于国有企业同其他性质的企业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为了改善这一现象，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酝酿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九十年代初开始实施，1991年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正式启动，第二年在全国展开实行新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个人开始进入了为自己买保险的新时代。1995年再次出台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向纵深的方向推进，人们普遍接受自己为自己养老作准备的观念。2000年8月设立社保基金会，统一管理养老保险等资金，使职工的养老脱离企业进入社会。由此看来，上海早在1992年左右便收到了职工的第一笔养老资金，尽管当时没有成立专门的基金会来管理，但这笔资金己经存在也开始运作，也有可能当时不需求专门机构来管理：收到的不如支出的多，没有剩余的资金。不管怎么说，上海的社保资金追究起来不简单，再说到后来成立基金会，既然是基金会，从一般常理上来说，就存在保值增值的问题，投资并非是大逆不道，银行间都存在折借问题。因此刚开始在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摸索阶段，社保基本寻求保值增值的投资是被许可，但规模小而且操作规范，可是到了后来，经办人胆子越来越大，离开规范越来越远，最后弄成个惊天大案。

       我国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政治局，而核心的决策机构是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的组成人员除常委会的常委外，还包括各方面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领导人，几个重要地区的最高领导人自然而然是政治局的成员，如北京市和上海市的领导人。这说明该地区的重要，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有重大影响力，我国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决策缺少他们的参与是不可想像。但近来有个突出的现象让人感不解：上海地区的领导人连续多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全国绝无仅有的现象，北京市没有，其他地方更不可能有，而且上海市的领导人都是上海成长起来的，不象其他地方是“空投”而来的领导人，这样一来，上海市的领导人在上海的履历最少都是十年以上，加上连续性，“沪人治沪”的时间高达几十年，似乎还没有尽头。要说这有什么不对也说不上，但确实是绝无仅有，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频率这样高，几乎是百分之百，对全国其他地方会形成相对的不公平。这在当今的政治生活中很不妥当，改变这种状态也是当今政治生活中的一件不简单的小事。如何改善这种局面需颇费周折，需要在适当的时机，还需有相当刚性的事由来作铺垫，才能作为一种严重且影响深远的事件进行处理，随后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找到突破口，从整体上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以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海社保基金案不但是当今中国反贪肃整的大案，还担负重整政治生活秩序的职责，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谁因谁果这里无从判断，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当时查处时只限于上海，但后来的追究就被迫涉及到更广的范围，超出陈良宇主政上海的时期。最大可能是上海的社保基金早在陈良宇主政上海前就有投资其他行业的情况，有与当时领导关系不一般的人从中牵线搭桥，陈良宇主政后，社保基金继续投资其他行业，而这次除了以前的人还在参与外，多了与陈良宇关系不一般的人参与，规模也更加大。祝均一看到有与前任和现任领导相熟的人参与其中，也就将所有的纪律置之不理，大家都捆绑在一起患难与共，他还有什么好害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确实是患难与共，但究竟谁害了谁，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则所有的事情都联系起来了，也就许多事情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对上海社保基金案也就有个完整的概念。

       最费心思的是如何对待黄菊，他是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下届总理的候选人。联系上他如何处理？不联系上他如何服众？是谓进退两难，各人心里都在评估，各人心里都在权衡，都在找解困之道，应对之策。最后还是他自己痛下决心：是我的责任就由我来承担。众人一惊：如何承担？己经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套方法了，只有断然：我的身体不好行吗？众人默然。

        上海社保基金案的评价需要时间，历史到时自然会作出准确判断，我们就不必费心了，但我还是看到我们在进步，尽管步履很小，但终归是进步。第一，这次没有投鼠忌器，没有因为涉及到常委，就为了维护其形象而将具体违法乱纪人员从严从重处理了事，给外界一个交持作结；第二，这次处理陈良宇有就事论事的理性，并没有罗列一些具有轰动效果的罪状。这实际上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形象，一个犯了错的政治局委员的素质这样低，那当初呢？能自园其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