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里香”到“英雄噶尔丹” —专访席慕蓉 文 _ 本刊特约记者 一盈 多希望一首诗的生命能如 一朵 契丹的玫瑰 即使繁华都将堙灭 即使 记忆漂浮如草原上的晨务 即使在充满了杀伐争夺的史书里 从来没有给美留下任何位置 我依旧相信 有些什么在诗中一旦唤起初心 那些曾经属于我们的 美丽与幽微的本质 也许 就会重新苏醒 —席慕蓉《契丹的玫瑰》 9月下旬,席慕蓉第五次进入阿拉善。2005年,席慕蓉进入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沙丘连绵起伏,一百多个沙漠湖泊静如处子,她惊叹:“不得了,我还要来!”这次,她去了曼德拉山,看那从史前万年一直延续到西夏时期的岩画:狩猎、骑射、放牧、征战、搏斗、日月星辰、部落生活……如同看到游牧文明艰难而有力地行进,那么壮观! 不久前,她刚刚结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题目是“族群记忆”。秋日长空,她打开亲手拍摄的蒙古高原的照片,浓烈的乡情奔腾而出。她讲大漠苍穹、落日孤烟,还有刚刚写完的长诗《英雄噶尔丹》:“折翼之鹰仍是鹰/苍天高处,仍有不屈的雄心/我今来此虔诚跪拜/遥向,准噶尔汗国的/博硕克图汗/我们的/英雄噶尔丹。” 她已经67 岁,头发也花白了,炽烈的民族情怀令她慷慨悲情,气宇轩昂。台下一片静穆,历史学院教授魏坚首先发问:“30 多年前当你写作《七里香》时,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英雄噶尔丹》?” 她恍然惊悟。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说起《七里香》,那是她生命中最轻灵的时刻,“读书、恋爱、结婚、生子及只有一点点乡愁的年岁,感觉灵敏而纯粹”。《七里香》中那些清淡的线描插图,也是她哄孩子睡觉时的作品,一支钢笔,一个本子,搁在床边, 随时随地画。 还有“一棵开花的树”。很多年前她坐火车经过一个山洞,回头看见山坡上有一棵油桐树。时值5月,树上开满了白色的花,很漂亮,很寂寞。火车转弯后树就不见了,而她却留下了那些美丽的句子:“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 “席慕蓉”是一个无法淡忘的名字。那时候人们还相信诗歌,喜欢在空闲的午后,骑着自行车从四面八方赶来, 只为赴一场陌生的诗会。“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那些低吟浅唱的文字, 成为整整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 关于大陆的盛况,直至今天,席慕蓉依然难以想象。写诗只是偶得, 画画才是专业。她是台湾新竹师范学院的美术教授,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一时兴起,她把小诗题在画作上, 不料竟引起轰动。读者打电话到家里,会称她的先生“席先生”;儿子与女儿始终拒绝她参加家长会,甚至拒绝读她的诗集。一度,因为太畅销,她甚至不再发表诗作。 在台湾,席慕蓉形容自己是一个“插枝而活”的人。有一次,她陪老朋友林怀民回他的台南老家。在街头看到那些老头老太太,他们都会对林怀民点头说:“你回来了?”她心头一动: “对这些邻居而言,不是林怀民回来了,而是谁家的孩子回来了。但我却没有这么一个地方。”还有一次,她带孩子到一个儿童书店,随便打开一本书, 看到了唐朝诗人韦应物的词:“胡马, 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 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或许每个人身上都驻扎着许多个自我,她亦同样,有“七里香”的空灵唯美,有师者的严谨敬业,有饮食男女的一地鸡毛,还有一种更辽阔的呼唤,正如她的蒙古名字“穆伦席连勃”,翻译成汉语便是“江河浩荡”。 文艺评论家认为,1989 年是席慕蓉创作生涯的分水岭。8月1日台湾、大陆通行解禁,8月20 日她便飞赴内蒙古大草原,那是父母的故乡,她的原乡。本以为看看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可以了结心愿,哪想到这只是个开始。 “我从张家口到蒙古高原。那是8 月,雨水还好,草原是绿的,丘陵缓缓起伏。我在吉普车里‘哎呀哎呀’一直叫,说怎么会,我第一次来,怎么好像见过!” 如同一场燃烧,发生在席慕蓉46 岁的年华。二十多年间,她几乎每年数次辗转去内蒙古草原,嗅清凛的草香,看骑者打马而来,听牧民们用母语对话,更多时候的跋涉,只为“在草原上坐一坐”。 也有刺目的痛。她看到最好的草原被开采成露天煤矿,那千年积淀下来保护草皮的薄薄的土被工业机器残暴地翻开。她看到一车一车的垃圾随意倾倒,原本丰美的水草已经变成灰绿色泥涝…… 她痛心疾首,不再安静避世,而是奔走呼号,呼吁人们保护草原环境,传承族群文化。面对媒体,她常常说着说着就湿了眼睛。诗歌已无法承载这份激情,她写下散文甚至长诗, 倾泻对草原滚滚奔腾的爱与恨。于是我们看到了《蒙文课》与《追寻梦土》,还有那些有关“蒙古”的诗歌。 在许多人眼中,席慕蓉变了,不复《七里香》的恬淡静谧,却有了泥土的厚重与远古的旷寥。朋友张晓风打趣,席慕蓉是一个麻烦,每每从内蒙古回来,总要说个不停。有读者甚至毫不客气地问:“从前我们读你的诗时, 为什么你不出现?现在我们已经不读你的诗了,你为何又频频出现在我们面前?” 她沉默,只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烈地写诗,膜拜蒙古高原的英雄人物,慨叹即将被吞噬的游牧文明。深知无数人朝圣般想见到写《七里香》的自己,但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引她走上蒙古高原,不回头。或许乡愁已不足以解释这份热烈。那天,作家蒋勋说:“你有没有感觉也许自己走了这么多的路,现在才刚刚开始?” 她潸然泪下。她老了,胖了,也有点走不动了,再不能像以前爬曼德拉山只要两个小时就一个来回,但现在她才刚刚上路。仿佛她用积蓄一生的力量,来完成今天的跋涉。那天在草原上,她听到蒙古老人用长调咏唱一首大雁之歌:“一只大雁在天上飞,老人跟它对唱,你飞走了又飞回来了。大雁落下来跟老人说,你从前不是一个年轻人吗?你怎么变老了?老人说,不是我自己要变老的,是时光的逼迫,让我不得不老去。” 原来人如雁,变化乃自然之力。多好,她还在写诗—走过“七里香”,走过“英雄噶尔丹”,这一切都顺着时光,顺着季节,顺着内心的顺序。 《读者·原创版》:我们看到您奔走呼号,可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很怀疑个体文化还能存在多久。 席慕蓉:我们的教育给出了很多不好的例子,比如愚公移山。只是因为交通不便,他就把自然界毁掉。所以我酝酿过一首诗,大意是“再没有比文明更野蛮的掠夺”。许多所谓的“文明”是非常野蛮的,掠夺了一切资源,为了愚公式的便利。 《读者·原创版》:是什么力量让您一直写诗? 席慕蓉:在我看来,诗是对抗时间最好的力量。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当下”,不是已经过去了,就是还没来。我们有什么办法把夹在“已经过去”与“还没有到来”中间的这一部分很混乱的时刻留下来呢?只能用写诗、写散文、画画等方式。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是为了把当下的感动留下来。当下一定会走,艺术留下来了。可能很多年之后,被人偶尔记得一两首诗,也就这么多了,不能期望更多了,而且刚开始写的时候,你也没期望它能留下来。 《读者·原创版》:今天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里,读诗几乎成了一个笑话。作为诗人,生活在一个不再读诗的时代,是否有种悲哀? 席慕蓉:哦,我倒是很奇怪啊,大陆真的没有人读诗了吗?台湾还有很多人读诗呢!不会的,可能是他不说而已。不过在蒙古族中,读诗的人很多。有时候到很远的草原上,还听到有人用蒙古语朗诵诗。中国人本来是诗的民族,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变了。当然诗一直是小众的,诗人本身也不要大家来认可,诗是非写不可。所以有没有人看,还真没那么重要,不过蛮可惜。 《读者·原创版》:怎样才能写一首好诗? 席慕蓉:如果我们不存心去写一首好诗,而是想怎么开始写诗,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去找一个本子。初二时有个老师送我一个日记本,因为喜欢那个本子,我就开始在那个本子上写下几句诗。真的,我到现在也是,到处在找本子,好多学生去欧洲留学,学会做漂漂亮亮的手工本子送给我,我反倒舍不得写了。(笑)所以我觉得写诗,就是有笔、有纸、有你,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比如坐长途火车时,那是写诗最好的时刻。 《读者·原创版》:诗人、画家总给人一种悲剧色彩,然而您却相反,没有陷入这种悲剧的宿命。 席慕蓉:其实很简单,因为我有一个教书的职业。虽然我有很自由的内心,但还是规规矩矩地教书。当尽了为人师的社会责任、为人妻为人母的家庭责任之后,再画画、写字时,就没有人可以管我了,这是我的自由。所以我觉得有很强的责任感,反倒得以保留创作的自由,不被束缚。 《读者·原创版》:所以您顺应着内心,成就今天的模样,您是欢喜的。 席慕蓉:以前心里有一把火在闷闷地烧,后来到了蒙古高原后,火种一下被点燃了,所以我现在是一个燃烧的蒙古人。我刚写完一首快200行的长诗《英雄噶尔丹》,还想写5个成吉思汗身边的英雄人物做一组“英雄组曲”。好奇怪,我从来没有像今天有这么强烈的创作欲望。以前写诗是完全自由的,想写就写,写不下去就不写,但现在我自己管自己,必须要写,而且激情澎湃。也许,我走了一生的路,就是为了今天走到这条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