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最近各种商品价格轮番上涨，10月CPI超过预期的4%，达到4.4%，引起广泛的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在担忧之中，虽然对这次通货膨胀到底将如何演变，并无统一的意见。但对通货膨胀的成因，除了官方之外，大致也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看法，即此次通货膨胀是央行货币超发造成的。当然还有比较细致的人认为，中国这次通货膨胀很大一部分推力来自外因——比如说是美国过度激进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即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

不过无论细节还有多少不同，有两点大约是被认为不需要争论了——第一点，中国现在至少是处在通货膨胀的开始和通货膨胀加速的过程之中；第二点，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毫无异议的是货币现象，是货币超发结果（无论是中国超发，还是美国超发）。

但这两个现象说起来简单，仿佛通货膨胀就摆在那里，是一个货币超发后的基本事实。当然对此基本事实描述的准确性，我们也许还不缺乏，我们早就学会如同弗里德曼那样下结论——所谓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但这个朗朗上口的结论背后，凸显了我们对经济现象思考的贫困，从根本上说我们十分缺乏对通货膨胀的基本思考。即在我们熟稔中国通货膨胀现象的背后，有一个经常被我们忽略的本质，而这个本质，不在货币和通货膨胀简单逻辑关系之中。即中国出现通货膨胀，也许不是我们没有管理好货币的结果，而是经济本身出了问题的结果。经济本身出了问题，造成了货币有了问题，同时造成了各种价格波动的无厘头，因而产生了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中国出现通货膨胀，需要我们思考更为本质的问题，需要谨慎思考我们的经济运行，包括我们经济运行的历史和现状、包括赖以维持经济运行的各项制度。尤其需要我们回顾建国以来的经济史、30年来的改革史。说实话即便我们梳理了历史，我们是否有把握正确地认识中国通货膨胀的本质，也还不一定。因为中国改革以来的通货膨胀史相当复杂。它其实并不完全是货币现象可以总结，它是交错在一部经济增长史和经济体制变革史中，相互之间几乎无法分离——但没有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和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性的改革，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基于货币现象的通货膨胀现象。

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点。

二、改革开放三次通货膨胀的简单回顾

要回顾新中国的通货膨胀史，其实只需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通货膨胀就足够了。因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通货膨胀史，对我们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通货膨胀的演变毫无意义。因为那时我们没有严格意义的市场经济，即便那时的经济体在经济运行之中，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现象，但那些现象在如今通常意义的市场经济框架中无可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计划经济虽然也是经济运行的一种，但人为的因素过多，无法确定基本的市场要素——比如就无法分析作为资本要素的货币。

因为人民币在计划经济之中，几乎谈不上有价格因素。在计划经济之中，人民币几乎不能看成是通常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货币，它基本不能计算货币的三个基本价格：汇率、利率和购买力系数（通货膨胀系数）。

尤其80年代前中国封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币从来不像官方标定的汇率那样，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说这是一种哪怕称呼为强管制结果的汇率（我们现在的汇率是管制下）；而其利率虽然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但在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口号中，这个利率其实也就是一种货币形式的姿态，完全没有了利率必然是货币时间折算、且是在市场交易下的结果——也就是没有债券市场的交易利率，人民币当时的利率就不是市场交易后的利率价格；而购买力系数（通货膨胀率）也因为短缺经济下配置了各种票证，而显得毫不真实。基于这样的事实，对80年代前的中国进行通货膨胀分析毫无市场意义。

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分析这期间出现的三次大的通货膨胀事件。

第一次通货膨胀，是改革最初1979年底到1980年。那时党中央刚刚把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说实话，还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那时搞所谓十大建设，比如十大港口，十大铁路，十大钢铁基地之类的梦想，完全是财政投资，举国体制的。当然当时的梦想，如今也有成真的，比如宝钢就是那时的一个梦想，经过漫长的时间如今成为现实了。

但举国体制的财政投资，并非因为人为计划色彩的因素多了，投资有了纸上的步骤，就一定符合经济运行。

首先当时融资渠道就很有限，甚至谈不上以融资的方式去投资。其次投资的办法也很有限，就是一个拨款体系进行建设。但以当时的财力，财政积累根本无法满足纸上计划的投资额度，因此大量的工程上马的同时，就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赤字。1979年到1980年几乎每年中国的财政赤字都达170亿元以上，国家不得不多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个数字今天看来很小，但当时却造成了全国货币流通量大涨，1980年和1978年底相比货币流通量涨了63.3%，远超同期的GDP16.6%的增幅和社会零售商品的37.3%增幅。

1980年后，中国最高管理层再次祭出了陈云同志创造的八字的老法宝——把1960年的针对大跃进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变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虽然提到要改革，但从经济管理的手段上看，和以前并无大的变化。就是直接下行政命令，让许多本来就维持不住的工程立即下马。今天叫烂尾楼，那时叫半拉子工程。就连现在已成硕果的宝钢，也是几经整顿、停停走走。

那时的通货膨胀，说实话虽然也可以看成是货币现象，但是短缺经济和市场手段不足的通货膨胀。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是在来得快中被我们有意识地、以正确的意识形态方式否定了。因为我们并不承认社会主义有通货膨胀，我们打赢解放战争的政策法宝之一，就是宣称我们可以消灭通货膨胀。我们对通货膨胀有着高度警惕和道德自觉，并认为自己有免疫力。可以说当时的通货膨胀现象的产生不仅出乎我们的意料，似乎从某种角度说还出乎我们的能力之外。

但最高管理层并非没有头脑清醒的人，时隔不久在下一个大的通货膨胀来临之时，我们就能看到中国管理宏观经济的手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第二次通货膨胀是1986年前后，大约到1988年底结束。这是围绕着价格改革的一次通货膨胀。虽然简单地看这也是一次货币超发的现象——因为1987年底比1983年底（物价改革之始）货币流通量增幅达到174%。但这其实应该正确理解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一次价格重塑。即积累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量，转化成市场经济的经济体量，应该对应于一个什么样的货币计量。这次的通货膨胀很快就结束，但并没有产生经济迅速发展梦幻似的的破灭。相反价格改革（双规制）闯关成功后，经过1989年的磨难，中国的经济不仅没有产生动荡，反而向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深化运行了。

这种良好的势头，一直延续到1992年。

第三次通货膨胀大约是从1992年底到1994年结束，这是完全不同的通货膨胀现象。虽然这里面也货币的问题。比如从90年代初期到通货膨胀最高的1994年，货币增发每年差不多超过35%。但这期间完成了价格并轨，从而完全明确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不是别的体制，而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当然当时这个体系是个妥协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无论如何我们有基本的市场价格运行。比如有初步的资产价格体系（这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无法想象），如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取消了外汇券，这种一国之内的两种货币形式，这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外向经济为先导有着重大意义。而且财政收入和财政投资的方式、方法，也发生重大变革。典型如拨款建设改为贷款建设，负债的投资形成，多少使得人民币利率有了实际的意义。再如国债的发行从摊派变成了市场招标。同期还是中国民营经济体最为朝气蓬勃的时代，不仅远非改革初期个体户时代那样处在边缘的环境之中；也比今天某种原罪的担忧，更让人感到那是一个民企形象最为理直气壮的时代。

总之，改革三十年来我们曾经经历的三次重大通货膨胀事件。从现象上来看，都伴随着货币超发。但其背后的主要逻辑，却是为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普通商品价格和一般资产价格体制改革。当然我们不能理解为故意用超发货币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但从彻底的价格管制，逐步过渡到基本放开的价格市场运行，其中是有阵痛的，与其说是通货膨胀是改革的伴生结果之一，不如是当时的经济本身有了问题，通货膨胀是当时问题的结果。而一旦某项改革闯关成功，通货膨胀现象也相应结束。而且结束后的经济体，从货币的体量上看是远超过去的。但却没有引发更大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不仅我们的经济体量大了，经济结构的质量也发生了向好的根本变化。

三、此次通货膨胀亟需汇改来对应

何为通货膨胀？在此处提问这样一个经济学常识，可能很搞笑。因为在今天这仿佛是一个无人不知的经济学概念。所谓通货膨胀，按照教科书似的答案，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的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供远小于求）。”这在百度上清晰可见、是世人皆知的答案。

这个解释并无大错，但这个解释与其说是一种分析，不如说是一种通货膨胀现象的基本描述。其中说到的本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依然还只是说现象，而并非在说通货膨胀的本质。因为通货膨胀的本质，说到底它反映为经济现象，但其实却是人类对经济运行趋势无能的表现（我们对经济周期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对何为通货膨胀的理解，不能只是经济学的理解，尽管经济学的解释是必要的和多元化（对通货膨胀的分类经济学的解释就花样多多，且有时相互对立），而应该有哲学高度的理解，要建立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原则上来理解。而这样的理解，不是我们如今有了好像很系统、很多样的经济学解释，就顺理成章能够具备的。可以说，中国今天并不缺乏多样、系统的经济学方向上的、对通货膨胀的解释，但我们缺乏哲学高度的、本体论的对通货膨胀本质的解释。

其实即使我们用经济学常识来解释通货膨胀，但在处理的过程之中，它也未必完全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有可能是政治制度变革的诉求。比如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前三次重大的通货膨胀事件中，就能从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中，读出背后浓浓的政治要求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三次通货膨胀之中，中国完成价格体制的改革，却留下的货币价格体系的妥协。

现在我们对今年已经出现并且加速生成的通货膨胀现象，即使不做人类原则的本体思考，其中政治诉求下的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意味也是存在的，尤其是货币管理体系。

我们把通货膨胀看成是货币现象，并且看是人民币超发和输入性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甚至是后一种推力更大的结果，那么我们的货币运行体制是否有问题？在上一论最大的货币制度改革中，取消外汇券和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过程之中，我们的货币发行制度、外汇管理制度，就是市场化的或者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假如中国现在出现货币现象的通货膨胀，我们的货币制度必须做对应的改革，从而消除货币制度漏洞之中，造成的货币超发下的通货膨胀。

比如我们的外汇管理制度，就有大问题，这是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根源所在。表面上看中国的外汇管制制度仿佛一道大闸门，可以阻挡一切以投机性为目的、可以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的资本流入，但实际的效果却很差。不仅因为外汇管制本身是无法区分何种资本背后的目的，即使外汇管制部分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以外汇管制制度来区分何种资本来到中国，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何种是威胁中国经济的。

外汇管制甚至对一个简单的犯罪现象也无能为力——比如外汇管制根本无法彻底解决地下钱庄和短期投机资本（热钱）的联手。几乎可以绝对地说，外汇管制甚至是这部分犯罪的根源。因为这些地下钱庄和热钱的联手与其说违法，与其说是防不胜防的管制漏洞，不如说因为你有了表面强大的管制，才产生的市场需要。

中国外汇管制的问题不仅在于自己的管制目标无法顺利达到，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经济后果。

比如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在双顺差的刺激下，连年快速增长。但这样的好事情却未必能给国民带来财富也相应增长的好心情。一般来说，国际贸易中一国的顺差，意味着该国的国民在全球经济格局之中的财富增长，但我国却不同。虽然国际贸易的顺差，最终为国家积累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管制下的外汇储备，但这不仅不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相反却面临人民币升值、外汇资产贬值的压力。在人民币还不能成为自由兑换货币之前，假如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国际贸易积累的归口到国家外管局的叫外汇储备的财富，不仅不会给勤劳的中国国民带来应有的回报，相反这部分资产却会因为汇率变化而缩水。

这也许是一个少有的经济学悖论。因为所有的经济学研究目的，都在设想怎么达到增长的目的。但中国外汇管理却是个例外，因为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对中国国民而言，不仅没有增长的快乐，还要担心外管局这个大漏斗，漏掉应有的财富（近万亿的美元资产，其实已在贬值的过程之中了）。更要担心这部分货币心态为外汇的资本一朝变脸，变成人民币泛滥市场。

当然中国的外汇制度不是今天形成的，也不是明天早上就可以改掉的。但我们经常处在汇改渐进合情，却找不到合理办法的气短之中。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汇管制制度只有一个可以言说的优点，就是我们也许始终能够把外汇制度变革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但这种优点，最大的问题恰恰要考验管制人的执行能力，否则主动权在手，就非常可能变成对时机变化反应的颟顸。而目前我们面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恰恰就考验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决心改革外汇制度，从而不是以管制下的被动防守应对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若是从理论上说，即按照众所周知的欧元之父蒙代尔分析货币的三个价格系数汇率、利率和购买力系数时，曾经提出著名的只能控制两点的观点，我们的外汇管制制度大约也走到了尽头。

蒙代尔说政府作为货币的唯一发行者，无法同时控制这三点的。 即一国政府要么控制利率和汇率，对购买力系数（通货膨胀率）失控——而这一般而言，极度恐惧通货膨胀的政府，是不会这么做的；但中国今天的宏观经济管理，的确有这种倾向。利率不必说了，全球的经济体都是国家控制的，无非控制的方式上是按照市场利率确定，还是按照政府需要确定罢了。可是中国的汇率是高度管制的，因此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长期看总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要处理好这次的通货膨胀我们依然需要一次价格改革。而这次的价格改革和以往的普通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价格改制不一样，它是一次货币价格的价格改革——即面对这次通货膨胀，我们首当其冲地需要做汇改。

梳理三十年经济改革史，历次重大的通货膨胀后，我们都有足够的能力在深化市场经济运行之中前进。通货膨胀并不可怕，虽然人类无法完全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每一次通货膨胀来临，却都在给了人类一次挑战过后，同时赐予了人类一次自我修补经济的机会。

因此之故，通货膨胀在它经济现象的同时，其实是高度考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这次中国的通货膨胀也不应例外，尽管它可能和以往格外地不同。

 理财一周署名陈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