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的最话题了。虽然对这次通货膨胀将如何演变尚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有两点共识却也形成：一、中国现在至少是处在通货膨胀的开始和通货膨胀加速的过程之中；二、这次通货膨胀是货币超发的结果、而且是中国超发和美国超发的双重结果。

但对此基本事实描述的准确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找到正确的办法，来应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应对国际性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尤其是人民币目前的管理制度，无论是发行制度、信贷政策和外汇管理制度，都不适合处理当前的通货膨胀现象。若想在这次通货膨胀之中，减少经济运行的震荡，就必须对人民币的管理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首当其冲的是外汇管理制度，这是避免热钱袭击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关键。

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实施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应对三次重大的通货膨胀（1979年前后、1986前后和1992年前后）的历史经验。前三次通货膨胀之后和期间，中国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本质变化。从某种更为宏观，而不局限在经济现象的角度说，这三次通货膨胀折射了一部中国经济增长史和经济体制变革史。可以说，没有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体制的本质性的改革，可能就没有现在所谓的基于货币现象的通货膨胀。

虽然改革三十年来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三次重大通货膨胀，从现象上来看，当时都伴随着货币超发。但其背后的主要逻辑，却是为了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普通商品价格和一般资产价格的价格体制改革，这不是故意用超发货币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从完全的价格管制，逐步过渡到基本放开的价格市场运行，难以避免的阵痛。与其说是通货膨胀是改革的伴生现象之一，不如说是当时的经济本身就有问题，通货膨胀是当时问题的结果。而一旦某项改革闯关成功，通货膨胀现象也相应结束。而且结束后的经济体，从货币的体量上看是远超过去的。但却没有引发更大的通货膨胀，这不仅因为我们的经济体量更大了，还意味着经济结构和质量也发生了向好的变化。

假如我们把这次通货膨胀看成是人民币超发和输入性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甚至是后一种推力更大的结果，我们的货币制度必须做对应的改革，从而消除货币制度漏洞之中，造成的货币超发下的通货膨胀。

比如我们的外汇管理制度，就有明显的漏洞，对输入型通货膨胀几乎无力抵抗。表面上看中国的外汇管制仿佛可以阻挡一切以投机性为目的、可以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的资本流入，但实际的效果却很差。中国貌似强大的外汇管制，甚至无法解决地下钱庄和短期投机资本（热钱）的联手这样一个简单的犯罪。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外汇管制不仅无法达到自己管制的基本目标，同时还产生了十分严重的经济后果。

一般来说，国际贸易中一国的顺差，意味着该国的国民在全球经济格局之中的财富增长，但我国却不同。虽然国际贸易的顺差，最终为国家积累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管制下的外汇储备，但这不仅不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相反却面临人民币升值、外汇资产贬值的压力。在人民币还不能成为自由兑换货币之前，假如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国际贸易积累的归口到国家外管局的叫外汇储备的财富，不仅不会给勤劳的中国国民带来应有的回报，相反这部分资产却会因为汇率变化而缩水。

而已经是事实了——近万亿的美元资产，其实已在贬值的过程之中了。更可怕的是，这部分货币形态为外汇的资本一朝失去控制，很有可能变成人民币充斥国内市场——因为外汇储备说到底不是央行的资产，而是央行对国民的负债，债权人随时都有兑现债权的可能。

要是按照欧元之父蒙代尔分析货币的三个价格系数：汇率、利率和购买力系数的观点，我们的外汇管制制度也走到了尽头。

蒙代尔观点认为，一国政府只能控制住利率和汇率，而对购买力系数（通货膨胀率）失控。中国今天的宏观经济管理，确有这种倾向。利率不必说了肯定是央行说了算的（当然全球的经济体都是货币当局控制的），而中国的汇率更是高度管制的。对照这个货币制度的事实，长期看中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要处理好这次的通货膨胀我们依然需要一次价格改革。而这次的价格改革和以往的普通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价格改制不一样，它是一次货币价格的价格改革——即面对这次通货膨胀，我们首当其冲地需要做汇改，并同时加速人民币发行和利率管理制度的市场化进程。

除此之外，我们似乎没有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