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为何尽脱“俗谛之桎梏”

  刘梦溪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平生治学累积的重大创获，与他的为学境界和人格精神是一致的，可以说互为表里，内外无间。现代学者中，很少有像寅恪先生的著作那样，里面蕴含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有时你甚至会感到这种力量过于滞重，仿佛不是每一篇文章，或每一句话，而是每一个字都有千钧之力。已故复旦大学蒋天极教授在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稿竟志感时说：

先生一生，大节巍然，操持峻洁，自少至老始终如一，有非视衣食若父母

者所能喻。甲辰夏师赠枢序文，有“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

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

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实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等语。复以“默念平

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者相诏示。先生之情于斯可见。先生对

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性命。早岁游历欧美各国时，仍潜心旧籍，孜孜不

辍，经史多能闇诵。其见闻之广远逾前辈张文襄；顾其论学实与南皮同调。

观堂先生挽词》所谓“中西体用资循诱”者是也。（蒋著《编年事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88）

这是寅老信任的弟子对寅恪先生一生学术精神和为学境界的极准确的概括。甲辰夏赠序事，指1964年夏天，蒋天枢教授赴广州问疾，寅恪先生以《赠蒋秉南序》一文相赠。面对纷扰之寰宇，回顾数十年来的身世遭际，自知有可告慰者。因此特标举欧阳修“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之大义，以期对当时的人心世道和学术风气有所匡正。

 如果说寅恪先生在少年时期，当“海内尚称乂安”、“朝野尚称苟安”之际，就“怀辛有索靖之忧”、“知其将变”，那么在“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饱尝流离之苦之后，以七十五高龄“栖身岭表”，且“失明膑足”，是否由当时世道的“浇漓”，及“治道学术”的失去轨则，已意识到中国将有什么变化，因而以“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告慰友朋，并标举“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与弟子共相策勉？笔者对此虽不敢论定，但距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的撰写仅两年，便是1966年的夏天，华夏圣土之钜变奇劫，已震惊于世了。越三年，即1969年的 10月7日（旧历已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时半，一代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病逝，终年八十整岁。那么，《赠蒋秉南序》中的“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等语，当是自作之讖，不意竟得到验证。而寅恪先生逝后仅一个月零十四天，即1969年11月21日，其髪妻唐晓莹先生也盍然长逝。同年夏天寅恪先生曾预作挽联：“涕泣对牛衣，冊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见《诗集》页190）下联的“废残难豹隐”句，固然是慨叹自身失明膑足仍逃不过劫难，同时也含有虽经劫难气节仍不或衰的意思。

 请看1953年所作的《咏黄藤手杖》诗：“陈君有短策，日夕不可少。登床始释手，重把已天晓。晴和体差健，拄步庭围绕。岁久汗痕斑，染泪似湘篠。忆昔走滇南，黄虯助非小。时方遭国难，神瘁形愈槁。携持偶登临，聊复豁怀抱。摩挲劲节间，烦忧为一扫。无何目失明，更视若至宝。擿埴便冥行，幸免一边倒。残废十年身，崎岖万里道。长物皆弃捐，唯此尚完好。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羞比杖乡人，乡关愁浩渺。家中三女儿，谁得扶吾老。独倚一枝藤，茫茫任苍昊。”（《诗集》页101）虽云咏十五年前在云南蒙自得到的一条黄藤手杖，但看作咏寅恪先生自己正无不可。诗中“岁久汗痕斑，染泪似湘篠”、“摩挲劲节间，烦忧为一扫”、“支撑衷病躯，不作蒜头捣”等句，不正是寅恪一生遭际和人格精神的绝好写照吗？当然“幸免一边倒“一语，实有现实所指，即寅恪先生对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奉行的向前苏联“一边倒”的国策，殊不表认同。

       问题是寅恪先生的为学境界和人格精神，都表现为哪些具体特征？什么是他的文心诗骨的力量源泉？

 首先，寅恪先生是最具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的学者。有的论者从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寅恪先生长期双目失明，后来又跌断腿骨，必不可免地会影响到精神世界，因而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自属可以理解。也许这样分析不无道理，但毕竟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寅恪先生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深层了解，特别是对晚清以来百年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深刻了解，是一种文化情结，实带有理性认知的自觉性，而非一时一事所引发的情绪。

早在《元白诗笺证稿》论元稹“艳诗及悼亡诗”章，对与此有关的问题就有极深刻的论述，他写道：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陈著《元白诗笺证稿》页85）

 这段论述，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是为了评价元稹其人其诗而概括出来的一种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但未尝不是身处“新旧蜕嬗之间际”和“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的寅恪先生，从自身经历中得出的一种认知。《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提出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论述，对寅恪先生自己也完全适用。不止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也是“表现此文化之程量”至“宏”的“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其感受苦痛乃出必然。而寅老所作之《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更作为一种普遍的规则郑重提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这与《元白诗笺证稿》中所谓“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意思是一样的。看来寅恪先生自己，已把他何以最具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解释得清清楚楚了。

       其次，寅恪先生视学术文化为自己的生命，治学的目的就在治学的过程之中，从“不藉时会”，“不假手功名”，不受世局及外缘的薰习影响。1942年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撰写序文，称杨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1943年序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也说：“先生与稼轩生同乡土，遭际国难，间关南渡，尤复似之。然稼轩本功名之士，仕宦颇显达矣，仍郁郁不得志，遂有斜阳烟柳之句。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其乡土踪迹，虽不异前贤，独佣书养亲，自甘寂寞，乃迥不相同。故身历目睹，有所不乐者，辄以达观遣之。然则今日即有稼轩所感之事，岂必遽兴稼轩当日之叹哉？寅恪承先生之命，为是篇弁言，惧其羁泊西南，胸次或如稼轩之郁郁，因并论古今世变及功名学术之同异，以慰释之。”然则，此两序是慰释杨树达、邓广铭两先生，也是先生自慰自释之语。可见寅恪先生为学之境界何等纯正高尚。两序均强调为学之道，须甘于寂寞，而对以学术为旗帜的“假手功名之士”，则痛绝而深恶之。

      陈寅恪先生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把魏晋之人物按对自然与名教的态度区分为几种不同情况：稽康、阮籍是自然而非名教；何晏之流是名教而非自然；山涛、王戎则老庄与周孔并尚，自然与名教两是。此第三种人物最易名利双收，寅恪先生称其为“最无耻之巧宦”，本质上与“籍时会”、“假手功名”的所谓学者正复相同。“巧宦”和“曲学”是寅恪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为学的品质。职是之故，他对身为学人而媚世求荣者，从来持鄙视的态度，戏称其所作为是“女学”，即躬行“妾妇之道”。更以诗嘲讽云：“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另诗中还有“低垂粉颈言难尽，右袒香肩梦未成”句，这和1952年所作的《男旦》诗：“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以及《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第一首：“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带秋雨”（均见《诗集》，不一一注出）等等，盖均为此辈画像也。

       第三，寅恪先生峻洁的操守和寂寞勤苦的学术风范，与江西义宁陈氏的家学渊源有直接关系。曾国藩称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为“海内奇士”。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号散原，与当时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并称“清末四公子”，文名治才倾绝一时。戊戌变法前夕的湖南新政，实系由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共同擘画而成。186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当时三十岁的陈宝箴正在酒肆中，遥见火光，槌案痛哭，举座为之震惊。1937年卢沟桥事变，散原老人“忧愤不食而死”。晚年的寅恪先生在忆及家世经历时，曾这样写道：

寅恪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敢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但终有限度。今日追思，殊可惜矣。至寒家在清季数十年间，与朝野各方多所关涉，亦别有其故。先祖仅中乙科，以家贫养亲，不得已而就末职。其仕清朝，不甚通显，中更挫跌，罢废八稔。年过六十，始得巡抚湖南小省。在位不逾三载，竟获严谴。先君虽中甲科，不数月即告终养。戊戌政变，一并革职。后虽复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然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寒柳堂集》页187至188）

    陈寅恪先生的长兄衡恪，字师曾，也以情笃风清著称，1876年生，1923年病逝，年仅四十七岁。散原老人称其“迂拙守俭，素不解慕声利”、“刻厉自苦，谨身而矫俗，其诸弟皆莫及也”。衡恪以篆刻绘画冠绝当世，齐白石赠诗谓：“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可见两人友谊之深。陈三立暨诸子皆能诗。钱基博用“真气磅薄”四字概括散原诗作的特征，并称赞其不假雕饰，沉忧积毁而又能吐属闲适，“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

     第四，寅恪先生作为现代学者，最看重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可以说，是他终身所坚持并为之奋斗的目标。现代学术这一概念，其核心标志是学术能够独立，学者可以自由思考和从事学术研究，并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王静安先生应该是现代学术的奠基者和开辟者。1929年，寅恪先生在其所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

自由，母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

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短短的一篇碑铭，特标出“独立自由”四字，并以脱却俗谛桎梏为发扬真理的前提条件，现代学术的精义，可以说都在其中了。《再生缘》其书所以获得寅恪先生的高度评价，固然是弹词七字唱的文体引诱了他的研究兴趣，从作品内容来说，也是陈端生的不为传统所拘的自由思想使得他有所共鸣。《论再生缘》的点睛之笔是：“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柳如是别传》的撰写，陈寅恪先生在《缘起》中说得明白，也是为了“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宋朝文化，寅恪先生评价最高，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又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所以如此，盖由于宋代的思想自由，才形成学术的繁盛。寅恪先生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提出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是实现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关键。“俗谛之桎梏”，不仅指客观环境，也包括学者的主观障蔽。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的两种自由时说过：“我所理解的自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认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他说这是科学工作的“外在的自由”，应该由法律来保障，同时需要全体人民中拥有宽容的精神。接下去他又说：“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

 寅恪先生当然知道构成“桎梏”的客观环境方面，也即爱因斯坦所说的“外在的自由”，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实现的。但“内心的自由”，学者自己应该争取实现。这是能否“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前提标示。1930年寅恪先生写有《阅报戏作二绝》，其一云：“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虽为讽刺，却是不能“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文人学者的绝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