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中国总理温家宝回访日本，继续提升两国交往热度。安倍上任半年来，中日关系似乎已经走上理性务实的轨道。然而乍暖还寒，负面声音依然屡屡出现。同时，美国作为中日关系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将在中日关系进程中产生哪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未来美国又会如何对待和利用中日关系？为此中美日三国专家做客听风录，解析各自立场，带给您一个全新的中日问题视角。

主持人：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我是邱震海。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天晚上抵达东京，展开对日本的正式访问，这是自去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之后，中日领导人在此展开互访，也是中国领导人六年半来的首次访问日本。

过去6年多我们知道，中日关系经历了种种风风雨雨，安倍去年10月访华之后，这一关系似乎柳暗花明，大幅回升。然而中日关系真的已经雨过天晴了吗？这是一个恐怕让谁都一下子难以回答的问题。

解说：2006年10月8日，安倍上任仅一周，即踏上中国领土，展开破冰块之旅。而随后的6个多月中，中日两国元首在不同场合也多次会面。此外就能源、历史等问题，两国的专业人士也频繁交换意见。持续升温的中日关系，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回访日本，同时也是中国首脑7年来的首次访日中达到一次高峰。然而中日两国之间一些由来以久的矛盾依然频频浮出水面，就在访日前一周，温家宝接受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时，仍不得不又一次提醒日本高层，应正确对待靖国神社等历史遗留问题。

主持人：好，中日关系恐怕是一个确实让很多人都一下子难以回答的问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么有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中国、美国和日本的三方的专家。来自中国的专家，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日本研究所的所长杨伯江先生，同时在美国现场，我们请到了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同时在日本也有东京大学的教授高原明生先生。三位好，非常感谢三位光临我们的《震海听风录》的现场。

那么我们知道，中日关系现在是很多人说是乍暖还寒，就表面上好像似乎有点回暖，但是其实还是非常之凉。那么刚才在新闻片里，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天晚上要抵达东京，但是就在中国总理温家宝他启程之前，上个星期他接受了日本媒体，日本驻北京媒体的专访，里面他再次警告安倍，不要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这个似乎表面上看，又是跟这么一段的中日关系大幅回暖的气氛似乎有点不同。首先我想请教北京的杨伯江先生，您是北京的中国问题专家，您觉得温家宝他为什么要在启程之前发表这么一个讲话？

杨伯江：我想这和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整体大背景是有关系的，那么就是从去年10月份安倍首相访华以来，中日关系在某些方面，在政治环境和气氛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改善。比如说根据民调的结果显示，两国国民之间对对方的友好度在小幅的上升。另外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特别是我们感觉到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要员访华，这个势头是非常的强劲的。在这些方面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包括在经济和环保能源方面的会议，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但是，与此同时，也慢慢的显露出来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靖国神社问题和小泉时代不同，算是比较平息下来了。那么但是呢，这个相互之间的所谓地缘战略和发展战略的这种碰撞，感觉到开始露出苗头来了。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说是自然的。因为从目前中日两国来看，都面临差不多相似的问题，就是国内社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么从国际和地区的角度讲，双方都处在一个上升崛起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主持人：但是我们回到，我们回到靖国神社问题上，您觉得这个温家宝为什么在启程之前，他要对这个安倍发表这样一个警告，他说不要参拜靖国神社这么一个讲话，这是不是预示着中国方面还是担心安倍有朝一日会参拜靖国神社？

杨伯江：从这个历史问题，特别是，这个作为代表的靖国神社问题的话，我想这个至少在北京这边，在政策研究圈里面，比较明确的线是有两条的。第一条的话，就是说不要因为靖国神社问题，而影响整个中日关系的大的这样一个改善和发展。第二个的话，如果靖国神社问题再沉渣泛起的话，对中日关系的一个整体的冲击，会比以前来得更猛烈。第三条的话，我想就是从日本国内来看的话，确实也存在这样一些事例，而这些事例恰恰是这个安倍总理他的主要的社会政治支持力量之一，就是来自于保守，甚至是右翼势力的，他们对于这个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期待。

主持人：好，来自北京的担心已经非常明显了，还是担心安倍有朝一日会参拜靖国神社。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半年，虽然说北京是非常希望安倍能够做出一个明确的不去参拜的承诺，但是这个承诺安倍没有做出。那么现在我要看一下，请教一下在东京的中国问题同时也是日本问题专家高原先生。高原教授，您是怎么看，在日本方面，您是怎么看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这种可能存在的变数，您觉得他有朝一日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吗？

高原明生：安倍首相上次访华的时候，明确的说，他不想把这些历史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或者外交方面的问题，而且对这种他的态度，日本民众的支持也很大。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安倍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可能性是非常低。

主持人：非常之低，您的理由是什么？

高原明生：理由是因为在国内很少人支持，破坏现在的很好的良好的日中之间的关系。

主持人：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安倍首相在国内的民意支持率非常低，而今年7月份他又要面临一个参议院的选举。您觉得在目前这么一种民意支持不断走低，而7月份他必然要经历一个参议院选举的情况下，下半年，在秋季大祭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他挺而走险，为了争取他的民意支持，重新迈出这一步，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高原明生：逻辑应该是相反的，为什么呢？虽然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是下降的，正在下降的。但是呢，对他的亚洲外交方面的支持率还是升高。所以按照逻辑的话，如果安倍首相想要维持或是提高他的支持率的话，他应该保持现在的亚洲外交的路线。

主持人：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目前安倍首相在国内支持率一路走低的话，并不是由于他的亚洲外交，而更多的也许是由于他个人的领导风格在国内的经济上的原因，跟目前他的对华政策没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吗？

高原明生：是这样子。

主持人：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又有个很好奇的问题，也许比较天真，为什么过去半年中国领导人所谓要求他做这个承诺，而他一直在玩一种比较模糊的策略，不说去，也不说不去？您觉得安倍内部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高原明生：安倍真正的想法是想要发展和中国的战略性的互惠关系，我觉得这方面他的决心，他已经下了决心。

主持人：您讲到战略性的互惠关系，非常有意思，他到底怎么定义他的战略性的互惠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日方是非常反对战略性这三个字，中日的战略对话，在日方一直把它称为综合性的战略对话。为什么安倍这次自己会忽然提出一个战略性的互惠关系？您觉得安倍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高原明生：这个战略这个词有象征性的一种很重要的意义，用这个词是表现安倍首相想要把日中关系提高到新的阶段，所以非常有积极的意义的说法。

主持人：您觉得他，您觉得在目前他的所谓战略性互惠关系或者安倍的全方位的外交当中，他的对华政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另外一个因素我们要考虑到，他的美国之行，不但一再推迟。我们知道以前每一任的日本领导人上台，第一站都是访问美国，他不但第一站没有访问美国，而且一直到，迟到这个月的月底才去到美国去访问。您觉得，一方面他大幅提升对华关系，另一方面又是似乎冷淡跟美国的关系，您觉得在安倍的所谓的全方位外交当中，中国和美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高原明生：当然了，安倍首相挑选中国作为第一个外游的对象国，有非常大的意义。对日本来说，美国、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都非常重要。所以呢，虽然安倍首相去美国的时间，你说的这样晚一点，但是还是对日本来说，跟美国的关系是，我们外交关系的一个基础，而这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真理没有变化。

主持人：您觉得在安倍的外交当中，您的意见是，他在他的外交当中，美国和中国的地位，跟小泉时代没有什么差别？好，那么我们听完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专家的意见之后，我们听听来自美国的。同时精通中国和日本事务的，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美国的中日问题的权威傅高义教授。傅高义教授，你好。

傅高义：你好。

主持人：所以我想这个，您刚才都听了中国的角度，也听了日本的角度，那么来自美国他到底是如何评估安倍目前的他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基调，一个基本的背景。我们知道，他的美国之行不断的推迟，那么在美国方面是如何解读安倍的所谓全方位的外交？

傅高义：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美国人，美国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每个人有各样不同的看法。冷战结束以后，日本跟中国关系变坏了，那么冷战时期他们是都是对苏联，苏联是敌人，所以他们可以合作，美国也可以跟中国、日本都合作，我们三个国家都合作的非常好。

主持人：对。

傅高义：但是冷战结束了以后，很可惜，我们的关系，特别是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坏了。我觉得领导人，中国跟日本的领导人的关系不够，他们的关系不够密切了，所以他们不够了解。我认为，靖国神社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在日本变成一个相向，在中国也变成相向？我认为那个是很可惜。我觉得两个国家，不应该太重视那个小的问题，应该谈更大的前途。我认为，邓小平78年访问日本的时候，他的看法是向前看，是长期应该，这两个国家应该很多复杂的问题他们应该合作。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用这个精神来继续谈话。我觉得温家宝到日本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朱镕基2000年访问日本非常成功。那么7年没有一个中国的领导人访问日本，我觉得那个是不正常的情况。

主持人：对，您刚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框架改变了，现在不是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美中日三方共同对付苏联一个非正式的同盟关系现在改变了，而且跟2000年朱镕基访日的时候相比，现在6年半时间过去了，这6年半中国崛起，同时也在中日关系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那么我想还是拉回到今年之内，除了参拜靖国神社之外，中日关系还会有哪些变数？我想听听杨先生的意见，北京的，北京方面是如何评估今年之内，中日关系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变数？杨先生。

杨伯江：那么从今年剩下的时间里面，中日关系的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看点，或者有几个关键的因素。一个的话，就是7月份即将举行的日本的参议院选举。那么这个选举本身现在存在着一定的变数，但是一个主流的看法，就是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可以涉险过关，或者叫有惊无险。那么如果这个主流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日本选民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即将面临一个长期执政的安倍那个。那么我们就已这个为前提来思考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关键是有一点，就是双方能否以一种去年10月份安倍访华之后达成的共识，就是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断取得成果，不断取得具体的成果。用这种具体的成果来充实中日之间的，所谓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同时在其他的一些敏感问题上，能够慎重对待。

主持人：虽然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我想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专家好像切入点看法有所不同，但是从刚才三位的谈话当中，我总结出这一点，其实大家都是认为，未来中日关系应该必须有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也许变数从哲学上的意义来说是用永恒的，但是我想在永恒之外，其实中日双方还应该产生一种更大的智慧，那么这种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办法像刚才傅高义教授所说的那样，能够产生一种真正的一种大智慧？广告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讨论。

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的现场，我是邱震海。

中日关系，中日矛盾多多少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邻居是无法选择的。只要我们本世纪不想再有一场战争，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到一些双边的理性相处之道。那么这种理性相处之道，到底是什么呢？刚才第一部分结束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日必须要产生一种，所谓的一种大的智慧，要跳出目前的每天的日常的一些政策的一种范围。那么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就想到，其实在将近60年之前，德国和法国已经通过他们千年烽火连绵之后，终于走向和解。那么这种欧洲的经验，欧洲的模式，欧洲的智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为中日两国，为目前亚洲这个地区的人们所借鉴的？我想首先还是请教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傅教授，您认为这个欧洲的经验，到底适不适合中日关系？

傅高义：我很可惜，觉得欧洲的经验不太合适，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二战结束以后，他们德国、法国、波兰，肯定很快要发生关系，因为有经济的关系，还有很快结束以前的问题，他们开始谈话。那个在亚洲开始是中国有内战，那么正规的政府还是国民党领导的，作为日本跟美国当时跟国民党有关系。1949年以后才由共产党领导中国。那么1949年的时候，日本还是美国，别的国家还是占领日本，日本没有自己的机会，一直到第二年的，因为冷战情况，日本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作为开始，那么二战以后，开始是十几年他们没办法说话。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模式就是那个邓小平78年10月份访问日本，有相当的准备了解日本情况，希望很积极向前看，把他们能合作的事情能做，日本也说抱歉，也说的清晰。日本人很想帮助中国的发展，我想现在还有很多方面，日本还有应该帮助中国的方面，关键空气污染问题，像能源的问题，我想很多方面他们还能做。

主持人：但您刚才讲到，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刚才您也讲到，当时其实这个时空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其实还是一个冷战时代，当时虽然说中日在发展的双边关系，但与此同时，其实中日双方各自面临的是这个地区的冷战的框架，也就是美国、中国和日本，其实我们都有个共同的敌人要对付苏联，所以这种一方面是双边经济上的需求。

傅高义：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主持人：另一方面同时又双方有战略上的需求，双方是一拍即合的。这种两根轨道同时并进，可能对于当时虽然中国很落后，但是对于推进中日关系这个一个相当大的帮助。而现在时空环境不一样了，现在在经济上，中国和日本几乎已经即将处于两强并列，在战略上我们完全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所以这种问题就非常复杂，那么我想请教一下。

傅高义：但是我还是认为中国还属于一个发展的国家，还是发展的国家。虽然沿海地区比较发展，但是他们是内地很多落后的地方，还要帮助他们发展。还有很多关于空气污染的问题。

主持人：对，现在其实我们在后冷战时代，虽然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经济上不但发展水平不一样，而且面临一个两强并列这样一种竞争的局势，而且战略格局上也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应该寻找一种双方共同的一种，寻找共同需求，看看我们有什么（英文），有没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可以成为我们双方的一个交集点。那么在这一方面，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中国日本问题专家，杨先生，杨伯江先生。你觉得中国方面现在这方面思路是怎么样，面对那么错综复杂，整体的格局已经变化了的中日关系，未来刚才您说到，7月份如果安倍过了参议院选举这一关，那么我们也就将面临一个长期跟安倍互动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一方面，中国方面应该有些什么样的考虑？

杨伯江：其实这个问题，是和刚才那个问题是在实质上是相互关联的，就是法德和解的模式的问题。那么我先就那个问题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主持人：好。

杨伯江：我觉得，法德和解的模式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但是这种模式本身来讲的话，恐怕并不适合于中日关系的改进，改善和发展。那么主要的原因有两条。第一条的话，和法德关系不同。实际上在历史上来看，特别是进入近现代史以来，中日两国实际上是走的是相同，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也就是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换句话说，就是中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并不处在同一个体系之内，所以相互之间的这种认同感，甚至是相互了解的程度，恐怕是比较低的。

那么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外来因素，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之间所发挥的作用，和他相对于法德关系所发挥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在冷战时期，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对于法德和解是持一种赞许的态度的。那么等到这个冷战结束以后，他对抗苏联这种需求下降的时候，等到他如果对这个法德和解，法德关系持不同态度的时候，但是法德和解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了。但是，这并不是美国现在对这个中日关系和解所采取的一个基本态度。所以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它的特点就非常的清楚。就是像刚才傅高义教授所讲的，这个在地缘上，尽管这个中日两国是相连接的，是非常的紧密。但是自近代史以来，现代史以来，未必是相互非常了解。因为是遵循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所以我觉得，中日和解的一个基本的模式，基本的思路有两点，第一点的话，是要从相互真正的了解对方开始。非常遗憾我感觉到在这一方面的话，迄今为止，双方都还没有做的非常完善。第二点的话，那么这个中日两国又都在实现一个战略的转型，那么这个时候的这种战略协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觉得战略互惠关系，确实是一条比较值得肯定的一个和解和改善关系的这样一个路子。

主持人：好，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点是中日双方要真正了解对方，然后要从战略的需求，战略转型出发来解决问题。那么我想请教一下东京的高原教授，日本方面怎么看这个问题。

高原明生：我完全同意刚才两位先生讲的内容，有关于这种战争历史的问题，一方要有勇气严肃反省，同时一方要有勇气接受对方的反省。这两个事情都需要。那么，这边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日中双方的一部分人，有比较复杂的心里，是什么样的心里呢？是对对方同时有优越感或自卑感，所以为了克服这种心态，我觉得我们需要深深的理解两国的共通的战略利益。当然了，为了准确理解对方客观共通利益，我们需要理解，要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非常重要的一点，中日双方各自都有一部分人对对方或者有优越感，或者有自卑感，我本人也非常有同感，我之前写过一些文章，我认为，其实我们一方面要倡导亚洲大智慧。另一方面，其实亚洲存在的某种程度的亚洲自卑感，不是吗？当我们双方共同指责对方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个美国人出来说话的时候，也许问题就有所改观。那么这种原因，这个我想可能是在过去500年，亚洲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非常复杂的一种文化心里的一种因素。那么现在谈回到刚才讲到的欧洲的模式，中国的专家和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都认为这个模式是不可搬的。但我个人还是认为，模式当然是不可搬的，因为具体的时空背景不同，但是模式背后的智慧有没有，到底欧洲和解的智慧，有没有值得中日两国借鉴的一些成分？这种智慧一言一蔽之，只要我们不想打仗，只要我们的邻居是无法选择的，我们就必须找出一种理性相处之道。傅高义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傅高义：我同意杨伯江、高原现在谈的那个看法。我认为，应该提高互相的理解。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不是那个学欧洲的情况，而是把自己的国家，谈到现在的问题。我认为历史很重要，他们两个教授谈的很对。但是，现在全球化的情况是完全跟历史有很大不同的。我觉得现在我们三个国家，空气污染的问题，保护能源的问题，我们是在利益关系都是一样了。还是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与100年前的不能比。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三个国家肯定需要合作，所以要谈的我们的共同的利益很多，是安全，保护安全，原子弹不要扩散，我要把能源，应该海上有和平的情况，不要紧张，不要把每个国家的军队扩大太多，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减少武装的情况。

主持人：对，傅高义教授其实刚才讲到，其实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就事论事的，比如说三方，美中日三方其实在这个地区有共同的利益，首先是空气污染等等，这是我们就事论事的一些具体的，每天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利益。另外一个要减少军事摩擦的机会，而这一点，恰恰已经涉及到了美中日三方的一个战略上的层面。那么我想中美日三方，未来到底如何相处，其中尤其是美国的作用到底如何发挥，这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微妙的问题。广告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讨论。

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我是邱震海。

其实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我们一直知道中日关系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它是双边的关系，是中日两国之间本身内部问题。第二，它又是一个多边的关系，必然要涉及到其他国家，而其中非常主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因素。我们知道，无论是在冷战时代，还是目前所谓的后冷战时代，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它一直发挥了一种非常重要而又非常微妙的作用，那么在中日关系当中，同样如此。

刚才在第二部分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已经提到了，中美日三个国家之间，其实是有共同利益的，包括我们的空气污染，包括我们的生活质量如何改善，同时希望能够减少军事摩擦，一种军事恶性互动的一种机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自然我们就会提到美国因素，所以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一个组成，嘉宾的组合，中美日三方的专家。首先我想请教傅高义先生，你觉得这个美国可以在中日之间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先非常坦率的说，美国可以在中日之间做调停者呢？

傅高义：我觉得那个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不可能的，为什么？

傅高义：因为他们两个国家不要通过美国互相，两方面的问题，应该基本上中日关系也能解决，而不要一个中间的美国。但是我想，美国可以支持两方面去合作，因为我们现在的共同的利益关系，我们应该支持日本、中国是把他们的关系，关于能源问题，空气污染问题，应该支持他。第二，我们跟中国现在已经有好的关系，比较密切的，当然是很多问题存在。但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内阁差不多一半的人，领导人，是访问中国是讨论问题，我觉得那个是不是平常的事，是表示我们是认为中国是起来了，是很重要，也可以和平起来，我可以跟他们继续合作。

主持人：现在我觉得在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可能是一种春秋战国的关系，大家你制约我，我制约你。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杨伯江先生，北京方面是如何认知这个美国在中日关系的作用，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北京方面如何评估日美安保，日美安保它的正面作用，它的负面作用，北京方面如何评估？

杨伯江：我想在就中日关系来讲，美国的作用，可以用两个有限的来界定，就是有限的改善和有限的紧张。那么它希望中日关系是处在这样一个上限和下限之间，突破了上限或跌破了下限都是不符合美国的地区战略利益的，我是这样的。

那么从这个日美安保来看的话，我想在过去，特别是在包括在冷战时期，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有过积极正面作用的。但是现在，这个人们比较担心的，不是日美安保这个机构，这个机制存在本身，而是说它外溢的那部分，就是在1996年以后，日美安保通过强化再定义所比原来的功能更多出来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它的扩大化和涉及到第三方的问题，也就是干涉别国内政的问题，主要是这两方面。

主持人：好，那么在日本方面，高原教授，这个日本方面怎么看再定义之后，96年再定义之后，而且现在不断扩大的，而且甚至像刚才杨教授说的，杨教授非常委婉，没有讲到中国的台湾问题，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有事，就指中国的台湾，当然还指朝鲜半岛，日本方面怎么看目前的日美安保可能发生的作用？

高原明生：我觉得为了在这个地区保持稳定和和平，我们需要慎重考虑将来的国际秩序什么样的，安全问题当然需要美国的参与，来商量将来怎么办。我们最怕的是战争的发生，我们一定要回避冲突，同时也一定要回避军备的比赛。所以这三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增加对话，扩大防卫方面的交流，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

主持人：这个当然听上去是很不错，其实在三位中美日三方专家当中，我们都听到了，希望能够回避冲突，希望能够永久和平。但是关键问题在中美日三方之间，在目前这么一个敏感的一个时空环境下，能够做到战略互信吗？傅教授，您觉得理论上，中美日三方能够做到军事和战略上的互信吗？

傅高义：我认为台湾是关键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我想，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可以管理的比较好。我觉得，现在陈水扁是要独立的，我们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也不，同时不支持大陆攻击台湾。所以这个是很微妙的，比较难解决的，但是依我看，最近几年，中国的领导跟美国的领导，比较同意关于怎么处理，中国对台湾的那个怎么处理，是做得非常之好的做法。

主持人：但是中国领导人非常担心的，就是从去年开始，美国和日本在去年的2+2会议上，把台海问题作用他们共同的战略目标，而且今年本来有计划是双方要共同协调在台海万一有事的共同的军事行动，您觉得在这一方面，美日双方能够使中国放心吗？

傅高义：我觉得只要是万一大陆要攻击台湾，美国为了保护台湾，需要，当然是需要日本的土地，因为我们飞机驶向日本的那个土地，这个是，那个是我觉得是二战以后留下来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想，我觉得中国要攻击台湾的可能性非常少，我觉得他们是会有更聪明的做法。

主持人：好，我想请现在在北京的中国方面的专家杨先生，您觉得怎么看傅教授的这个观点，您觉得在中美日之间目前能够建立一种互信吗？

杨伯江：我想互信的产生，应该是一个长期过程的这样一个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另外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实际上在考虑中日关系的时候，除了美国这个第三方因素以外，实际上还有一个第四方因素尤其重要，就是亚洲地区的这样一个视角。应该讲，就是说日本和它周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战后，特别是冷战以后，关系一直不太和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起点就在于它在二战结束之后，很快的就被纳入了美国的地区战略轨道，而没有实现一个和地区同步的这样一个发展。没有实现一个和谐式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在小泉5年半的，对美国一边倒的这种政策采取之后，等他回来重新重视亚洲的时候，那么发现这个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了。

主持人：一切都已经完了。

杨伯江：对，没错。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日本本身的发展和地区的发展，能够和谐的融合在一起这是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对于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包括互信的建立来说，应该放到一个地区进程的这样一个框架内来处理，可能更有效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