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主义的悖论

王晓华

流派对自身的命名是其表达立场的原初方式。围绕着如何为自己所属的流派命名，流派的成员往往会进行激烈的辩论。近来，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今年推出的译著《环境批评的未来》，笔者领略了美国生态批评界的命名之争，从中发现了环境主义的悖论。

《环境批评的未来》的作者是哈弗大学教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此君乃美国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领军人物，对国际生态批评运动具有较大的影响。吊诡的是，这位因参与生态批评而闻名的学人却极力回避这个术语，认为它是个过时的、粗糙的、容易误解的命名。在他看来生态批评诞生于人“为大自然、为绝对自由和野生世界说一句话”的善意立场，但人类仅仅是生态世界的一部分，没有能力“作为自然、作为一个非人类生物来说话”（《环境批评的未来》中译本第9页）。既然人不能以生态世界的身份说话，那么，继续使用生态批评这个术语就意味着堂吉诃德式的自以为是。在经过上述机智的论辩之后，布伊尔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将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直接与人相关的场域，以环境批评这个术语取代生态批评。这种做法似乎既谦逊，又合乎逻辑：环境是环绕人的存在，其相当一部分是人建构出来的，因此，人自然有能力和权利言说之。然而，只要仔细推敲，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说法的破绽：环境涵括“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以环境之名义同时为“自然”和“人为”说话岂不同样是在为自然代言？在推荐环境批评这个术语时，布伊尔陷入了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逻辑困境。

在英语中，环境（environment）一词来自于动词环绕（environ），可以指“某一个人、某一个物种、某一社会”的周边。不过，按照布伊尔的逻辑，人有权言说的环境仅仅是环绕人的存在。显然，聚焦这种意义上的环境容易导向人类中心论的言说。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学者和中国更喜欢使用生态批评这个术语，生态批评则成为绿色文学研究的代名词。不过，布伊尔坚持使用环境批评这个术语，也有他自己的考虑。在为《环境批评的未来》所写的序言中，他详细地解释了弃用生态批评概念的理由：“首先，‘生态批评’在某些人心目中仍是一个卡通形象——知识肤浅的自然崇拜俱乐部。……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我相信，‘环境’这个前缀胜过‘生态’，因为它更能概括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一切‘环境’实际上都融合了‘自然’与‘建构’的元素。”（《环境批评的未来》序言第9页）上面的表述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将“生态”理解为“自然”，在“生态批评”与“自然批评”之间划上了等号。如果他是理解是对的，那么，以环境批评代替生态批评就是严谨之举：人无权为自然代言，我们不可能建构出以自然为尺度的批评话语。然而，将“生态”等同于“自然”缩小了其能指空间，低估了其作为词语的衍生能力。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在家（环境）中生存的科学”，而人是一种能够主动建构的生物体，因此，人及其环境同样是生态文化关注的对象。当代生态学早已突破了自然科学的边界，演化为对“自然”与“人为”交互作用的研究。在布伊尔于2005年出版《生态批评的未来》之前，以工业生态学、景观生态学、设计生态学为名的教材和专著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大量出版。与此相应，社会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深生态学等思潮均同时追求自然和人类的共同解放，生态批评本身也“将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作为主题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以“生态”为前缀的批评流派在“某些人心目中仍是一个卡通形象”仅仅显现了误解的力量，并不能说明以“生态”为前缀的命名存在问题。从误解出发论证生态话语的局限性和环境主义的合理性，自然难以自圆其说，甚至会陷入自我反对的境地。

包括布伊尔在内的批评家偏爱“环境”这个词缀，实际上是想回到一种弱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他们认为：生态批评将环境理解为自然界，忽略了人类的建构，而以环境批评替代生态批评就是为了矫正这种崇天抑人的态度：“第二波的环境批评家们愿意把绿色的言说恰当地界定为围绕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公正而不是物种之间的和谐”。（《环境批评的未来》第52页）这种说法表面上合乎逻辑：既然人无权为其他物种代言，那么，将言说的对象界定为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公正就是种务实的做法。然而，环境公正与物种和谐并非两个不相干的话题：人以什么态度对待其他物种，就会以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同类。约阿希姆·拉德卡等人的环境史研究早就表明：生态危机最初出现在殖民地中，表现为原住民与非人类物种的共同灾难。在这个事实面前，强调“围绕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公正而不是物种之间的和谐”，自然会陷入自我反对的境地。或许是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布伊尔在具体的逻辑运演中很快又承认自然界不可忽略，开始从自己划定的界限前后退：“我规定，非人类环境一定要作为一种主动的在场和参与者在文本中再现出来……。”（上书，第58页）非人类环境是其他物种的家，让非人类物种以在场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文本中，显然会再次让物种和谐问题进入批评家的视野，批评家本人则必然顺应与此相关的法则：“至今，新的环境批评为地方规模的分类所作的最突出贡献，可能是生物区域概念。”（上书，第92页）提出生物区域概念无疑已经超越了以人为中心的环境公正问题，上升到物种和谐层面。判断物种是否和谐需要“跨国的甚至是涵括全球的眼界”，具有我们常说的生态视野。对于何为生态视野，布伊尔的总结极为准确：“激励自己的听众共同努力，进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处。实际上，由此实现的无非是地球层面上的哥白尼革命——坚持不把世界看成是环绕‘我们’运转的。”（上书，第117页）如此言说的布伊尔显然又回到了他所反对的生态立场上。这再次敞开了环境主义的内在悖论。

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命名常常关系到被命名之物的命运，故而古人将之当作“正定万物之命”的大事。词语的博弈归根结底是人的博弈，立场之争实为立场之争。使用“生态”或“环境”这两个不同的词缀，表征着两种境界的立场：是迷恋弱人类中心论，还是完成“地球层面的哥白尼革命”？本文揭示环境主义的悖论，就是为了证明后一种立场的正当性。

（[美]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定价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