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年，圆明园用“万园之园

    倘若要在今日领略圆明园昔日的文化辉煌，在北京是不可以的，要去巴黎、伦敦或是东京。比如圆明园所藏珍品之一的乾隆大玉山子，现存于明尼阿波利斯澳克艺术中心； 再如圆明园所藏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再有宋李公麟绘制的《华岩变相图》，藏于大英博物馆；宣德青花莲花大碗，藏于巴黎枫丹白露博物馆，宋范宽的《携琴访友图》藏于大英博物馆……多不胜举，而这些圆明园珍品中绝大多数都是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掠夺走的。对于这段圆明园的历史，不想再说，除了反思和高价回购外，这种耻辱是难以挽回的。英法联军如是，之后的八国联军也如是。但谁又知道，这只是圆明园的短痛，只是圆明园痛的开始。

    随着清的衰落，那些在对抗洋人中失利的八旗守兵化为了散兵游勇，与外来侵略者无目的的掠夺不同，这些八旗守兵监守自盗起来，显然更加游刃有余——先找出洋人遗漏的好东西，进而就是掘地三尺。圆明园有水围护的名景——海岳开襟，被这些八旗守兵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彻底毁掉，至于园内上百年的古树也没有放过，能砍的大都砍下换钱。要知道，圆明园的精巧设计并不止于建筑，对于园林和生态的整体构建，才是圆明园的精气所在，毕竟百柱易得而一树难求。毁于洋人的建筑可以再建，流于海外的文物许是可以购回，但生态系统的灭顶之灾，确是无法挽回的。而且更让人唏嘘的是，这种不可复的毁灭，竟是缘于国人之手。

    可以说，在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圆明园就已经接近万劫不复了：一座空园，一片废墟，一页历史的骂名。但即使如此，当时把统治中心设在北京的北洋政府也没有放过她，没有文物，没有树木，至少还有石头。北洋政府把圆明园定性成了采石场，以每天几百车的数量，断断续续地拉了十几年，在这种意义上看来，如今圆明园内供人凭吊的“大水法”实在是因为太大、太无用才侥幸留下的。若是如今的人们想要多瞻仰些圆明园的石雕、石刻和太湖石之类的，可以去北京的各个博物馆看看，另外东城翠花胡同、西城史家胡同、西交民巷87号院、中国对外友协院内、王怀庆的达院、北大、国家图书馆、中山公园……以及多数大型国家机关院内，都有圆明园的石制文物，一圈转下来，无疑于一次北京深度游，一个圆明园几乎成了北京的“大院文化之母”。比如此次回归圆明园“大水法”的两条汉白玉石鱼，之前就一直呆在西单横二条的一处四合院里。只是，别的什么园或院都发达了，而圆明园却成了一座“废园”——由“肥源”化成的“废园”。

    多少年以来，在表面上，衰败的圆明园一直被当做是一个民族的情感符号，但实际情况是，倘若一有机会，“废园”便有化身“肥源”的可能。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口粮问题，圆明园周边的一些住户把园内的部分边缘地区改造成了稻田，当然这些稻田的数量与圆明园5200亩的占地面积来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背景如此特殊，无可厚非。但这种趋势却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人定胜天”大潮中，被推波助澜到了淋漓尽致，见到突起的就铲平，见到凹入的就填平。虽然此时的圆明园已经没了地表以上绝大多数有价值的东西，但她的地皮也被纳入到了建造工厂和农田的序列中。于是就连地貌这一历史的唯一记录者也变身成了革命“试验田”。“万园之园”真的成了万“园”，这种肢解做法的直接后遗症之一，就是时至今日圆明园的部分土地在所有权和开发权上无法断定。

   圆明园死了，在国人的“努力”和唏嘘之间。

    之后，有想复原的，据说一个浙商集团想拿出200个亿，利用高科技重建圆明园，叫骂的比叫好的多些，抛开希望工程、民族伤痕这些高帽不谈，复原背后的利益分割好像才是问题的关键；有想保护的，有大学在圆明园搞了一项“防渗工程”，简单地说，就是在湖底垫上一层膜，但被媒体展示“成果”后，却被多数专家认定除了对钱负责，对什么都不负责；有想寻根的，一些企业和组织高价从境外回购圆明园散佚文物，声称想借此寻回圆明园的魂魄，掌声一片，其中也有杂音，认为如此行为更像是企业炒作，对于回购圆明园文物这件事，最好是低调，锣鼓齐鸣的结果，许是花了大钱办了小事……不管什么事，好像沾了圆明园就会“变脸”。甚至就连最近的这次10件流落民间的圆明园文物回家，不少人都颇有微词：“别总想着再创什么圆明园神话了，以现在的国力，就是一口气搞十个八个圆明园也是可以的，但有什么意义呢？其中的历史没有了。多数人一到圆明园的问题上就务虚，北大里就有不少散佚文物，为什么放不回去？或许干点儿实事更难些。”

    不能否认有不少人在为圆明园做着实事，比如就有这么一群人用一部纪录片复原了圆明园昔日的胜景，只是票房叫好不叫座。原因大体是因为毕竟圆明园还在，且依旧满是人们的憧憬和希望，因此多数人并不愿意心里的想象变为眼里的现实。保留幻想，唤醒记忆，胶片没做到的事，或许真心保护圆明园的人们应该做下去。

    ——废墟上的圆明园

    残垣断壁、杂乱疯长的植物……眼前的景象诉说着圆明园从万园之园到历史遗址所饱含的血泪辛酸。这座始建于康熙46年（即1707年）的皇家园林历经雍、乾、嘉、道、咸五朝，却最终在劫难逃。

    1860年火劫圆明园

    “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那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首先是仔细观察……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就先动手了。”作为火烧圆明园的亲历者，法国海军上尉巴吕这样回忆道。

    步兵第90队队长Woleseley也曾讲述圆明园浩劫：“当军队已经开始抢劫，就无法阻止了。在这种时刻，所有的约束和规范以及人性都被打破，胡作非为开始了。结果，纪律良好的军队都变为道德败坏了……几乎所有的士兵们都脱掉他们的军帽，戴上中国官吏的朝冠。”

    法国人埃里松还曾津津乐道地对联军在抢掠方面的特点进行对比：法国人毫无章法，而英国人则是有条不紊。欧洲人更多的是搜罗宝石和贵金属、金子和银子。而衣物、丝绸、皮货、首饰对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最有吸引力。抢掠者对瓷器感兴趣的不多，因为那种东西易碎。有心垂顾稀世画卷的人就更少了。

    毫无疑问，这场发生在1860年的劫掠及紧随其后的焚烧成为圆明园灾难的开端。 

    长久以来，火烧圆明园的起因被归结为“英法联军放火灭迹，意图掩盖劫掠行为”，但在外国人的笔下，这一事件的起因却被记载为“圆明园当时被中国人用于在内囚禁和虐待西方使团”（见《剑桥史》），因而遭到英法联军焚毁。作为火烧毁圆明园的决策者之一，英国公使额尔金回忆，英法联军要找到一个厉害的法子，给大清皇帝留下不易磨灭的印象，“若是单要求赔款，清政府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的人，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被作为替身呈献出来了……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英国人格兰特是火烧圆明园的另一决策者，他在给上司的报告中写道：“我荣幸地指出我希望摧毁圆明园的理由。第一，因为囚犯在那里受到了残忍的对待；第二，中国政府违反了国际法律，英国要更永久地表示我们对这种残忍方式的感觉。如果我们现在和平地签署条约和撤退，中国政府将以为我们的同胞可以被抓和谋杀而不受处罚……我们已经探知，圆明园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摧毁它完全是为了打击中国政府。”

   在当时的欧洲，毁灭具有崇高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被看作野蛮的暴行。然而，对于有着“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却说：“这些宫殿本身很少有什么建筑美。”随军牧师孟纪算是很欣赏圆明园的精致美好，但他却感慨：“用它来供献诚实英勇的亡灵们，它的损失也不大。”

    按照格兰特的说法，法国将军蒙托班反对焚毁圆明园，但英军不为所动，他们贴出布告：“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咸丰10年九月初四（即1860年10月17日），代表清政府议和的恭亲王答应英法两国公使赔偿受害人或其家属恤银的要求。但一天之后（即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还是冲向了圆明园、清漪园和静明园，他们四处放火，以致相距20多里的北京城上空如同日蚀。据史料记载，英国军队在烧毁安佑宫时，因他们来得突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宫门，导致太监、宫女、工匠等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内。据说，在焚烧过程中，英国人本想留下清朝皇帝处理政事的正大光明殿来羞辱中国，在撤离时，士兵被命令列队向殿上打一枪，怎料其中一枪打着了火，此殿也未能逃过此劫。

    经过1860年的那场大火，圆明园绝大多数建筑都被烧毁了——据清室官员查奏，圆明三园内仅有二三十座殿宇亭阁及庙宇、官门、值房等建筑幸存，但门窗多有不齐，室内陈设、几案均尽遭劫掠。此外，花草树木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所幸其山形水系依然如故。同治12年，为给慈禧太后祝寿，同治帝准备重修圆明园，他派内务府大臣明善和堂郎中贵宝对被焚后的圆明园建筑物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圆明园尚存13处景观，比如建于水中的方壶胜景、蓬岛瑶台。1895年，康有为在游圆明园时尚看到“虽蔓草断砾，荒凉满目，而寿山福海，尚有无数亭殿，有白头官坚守之，竟日仅能游其一角。有白石楼一座三层，玲珑门户，刻画花卉，并是欧式”（见《法兰西游记》）。由此推断，1860年后，圆明园并未成为一片废墟，有些建筑还保存得相当完整。

    20世纪初木劫圆明园

    同治年间，圆明园拟修范围为20余处，共3000多间殿宇，但在开工不到10个月时，这一修缮工程就因清政府财力枯竭被迫停止。

    1900年8月5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京城再次落入外国入侵者的手中。相比于1860年，这一次入侵者人数更多，而且更为凶残。他们对有钱人和满洲贵族的家进行抢掠，外交人员与传教士亦参与其中。按照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回忆，那些掠夺者的争抢场面只能用“暴动”来形容。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期间，圆明园又一次遭到了破坏——残余的陈设被洗劫，幸存的建筑物被拆毁，大量的古树被砍伐，甚至被烧成木炭拿出去卖……第二度劫掠让已经局部修复的圆明园被彻底地摧毁了。

    八国联军轻易地夺取并占领了北京，机动性强的德国骑兵为追赶清将董福祥的败军而深入内蒙。在返回之后，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军队驻扎在北京西北，他们劫掠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所有宫苑。自19世纪70年代完成的所有修复工程因而全都消失殆尽。与1860年的浩劫一样，为了分赃，入侵者成立了奖金委员会，并在英国使馆举行拍卖会。

    但也有专家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无史料证明八国联军曾经进入圆明园进行劫掠，在这一时期真正让圆明园遭受“木劫”的是当时清政府驻守西郊的败兵游勇、太监以及地痞流氓。当外国军队撤离时，这些人利用无政府状态，大肆抢劫任何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1900年9月17日，超过100名旗民手持斧头和铁锹闯入长春园内的“海岳开襟”。一个星期后，16名旗民又趁着园内湖水结冰时再度进入，他们拉倒建筑物、用马车运走可以使用的木材、砍掉园内巨大的松柏树来卖钱。这种恣意破坏让圆明园内的殿堂楼阁完全消失，那些被偷来的木材，从柱子到窗框，全都被拿到附近的清河镇，堆积成一座小山，等着变卖。即使从园内拿走的小小木片和树枝都可以在市集上找到，并被人当作木柴来使用。但不容否认的是，正是八国联军的入侵给一些人以趁火打劫的机会，而这第二次致命的打击排除了修复圆明园的希望，这座皇家大院日渐沦为一个历史遗迹。

    动乱之后，巨额赔款进一步加重了清政府的财务压力。1904年，内务府减少了在圆明园里的守卫和太监人数。尽管在1909年这一数字仍高达16718人，但其中大部分是以前园户的成员，包括妇女和孩童。对圆明园来说，这些人是破坏者而非保护者。

   北洋军阀时期 石劫圆明园

    中国台湾学者汪荣祖曾经撰文历数圆明园所遭劫难。在他看来，清王朝覆灭后，圆明园由逊清的内务府监管，但已经丧失防卫能力的皇室无力改变圆明园的命运——已经残破不堪的圆明园因其名声而成为贪心人的目标。军阀、官僚、政客乘机对圆明园的遗物巧取豪夺。在民间，也有人肆意取用圆明园的石料。到了1911年初秋，来到圆明园的湖南省议会主席谭延闾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野草和凌乱的石块。

    1915年，为了装饰在北京繁华商业区新翻修完成的正阳门，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要求内务府批准从圆明园安逸堂内搬走两只石麒麟。在同一年，北京军方将领要求取走圆明园内的假山假石。不管多么不情愿，看人脸色过日子的“小朝廷”也只能满口应承。

    社会动荡让圆明园的保护工作更为艰难。溥仪从皇室驻守圆明园总管王和喜那里接到有盗贼闯入圆明园的报告，却也无能为力。1919年，驻扎在西苑的边防军炮三营一高姓副官带领十几人闯进圆明园，用大车拉运砖块。这一行径激怒了溥仪，他随即向陆军部提出强烈抗议。1921年，两营隶属于十六师的军人在殴打圆明园内留守太监后强行进园，他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拆毁舍卫城城墙，搬走太湖石。

    除了硬抢，还有一些机构与个人以“公益”、“借用”为由打起了圆明园遗物的主意。也是在1921年，北京龙泉孤儿院“逼迫”溥仪捐赠圆明园的西墙砖块和湖石，理由是这些废弃的物料应该用在公益上，作为扩充院址的建筑材料。同年，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想从圆明园遗址“借用”一些建材为己所用。

　　1922年9月，三位内务府大臣绍英、耆寿和宝熙向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强调禁止从圆明园遗址夺走任何一物的重要性。但令人觉得讽刺的是，王怀庆就曾派出数百名工人潜入圆明园，拆下环绕舍卫城的坚固围墙，拆除“鸿慈永祜”的大墙以及拆毁巴洛克式建筑的砖墙，并将这些石材用于兴建自家的达园。京兆伊刘梦庚在25天内强行运走长春园太湖石623大车、绮春园云片石104大车。东北军阀张作霖于1924年控制了北京，他从圆明园搬走大量汉白玉，运到辽宁去建造自己的墓地……

    城墙被拆掉之后，人们又打起了园里土地的主意。当清华大学于1923年开始新学年时，校长曹云祥要求清室提供邻近清华校园圆明园遗址的部分地皮，以扩充大学的用地。曹云祥虽然希望以现金购买土地，但由于经费不足，他建议对满洲籍学生提供大约26万元的奖学金作为补偿。但当时，并没有一个满洲籍学生进入清华大学。1924年，圆明园内的物料仍然不断地被人搬走。北洋政府秘书长王兰亭直截了当地向内务府通报，要求从圆明园内运走100车山石去建造私人庭园。此后，掌管燕京大学的外国牧师、中山公园董事会的董事等又纷纷提出由自家保存圆明园残余石料更为安全妥当……

    在溥仪看来，另觅新址才是处理圆明园遗物的最好办法，但他的想法并未被尊重，一些具有指标性的遗物仍然被移走——几尊外表优美的青铜兽和山石于较早时就被挪移到颐和园里；一些石柱、青铜雕像、太湖石和石雕栏杆被移至中山公园；一些山石被挪至南京的中山陵；卖给燕京大学的物品包括一对以汉白玉雕成的石麒麟、几块石帘、一座石桥和三根华表等；北京图书馆于1930年从“鸿慈永祜”取走一对有雕饰的柱子，从长春园的大东门取走两只石狮子以及在文源阁里取得两块石碑。此外，被前清太监、旗民和当地居民所偷窃的小东西更是难以计算。

    加上火灾和气候的侵袭，圆明园日益沦为不见人烟的荒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平市特别政府批准将圆明园南边和东边的虎皮石围墙全行拆除，砸成石碴用以铺路。于此前后，园内的大城砖、虎皮石和云片石被多次公开变价批卖。1931年3月，中国建筑协会曾经主持圆明园历史与遗址公开展览会，意图唤醒公众的保护意识，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下，历史文物的保存知易行难。

    接着，战争爆发了，华东于1937年至1945年被日军占领。饥饿的农民、前清太监和满洲旗民来到圆明园旧址上挖地——他们想将圆明园变成农场。结果，山丘被夷为平地，湖泽被填为耕地或鱼池，圆明园遗址首次面临从地表消失的威胁。

    “文革”十年土劫圆明园

    早在1917年，就有农民进入圆明园，这导致其山形水系开始遭到破坏。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圆明园的农民越来越多，破坏也越来越严重，中国科学院甚至想在遗址上建设一个大型种植场。直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政府通过征收方式取得遗址大部分的土地权，但如何安置众多的农户却并非易事。从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让情况更为恶化——山丘被夷平，湖泽被填平，茅舍在兴建，道路在铺设。

    此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狂潮让圆明园遗址遭到了更严重的破坏。在那段日子里，有大约800米的破墙被拆除，1000棵树被砍掉，至少528车的石料被运走，一些师生被命令到圆明园遗址务农……随着“文革”的发展，圆明园遗址上遍布稻田、工厂、学校、射击场和牧场。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20年间，海淀机械修理厂不断砍掉正觉寺周围的松柏树，用于修造厂房和生活区。

    “文革”结束后，历史文物的保存最终回归到议程上。1976年，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1980年8月，圆明园被列为国家“重点古迹”。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将圆明园规划为遗址公园。

    不过，圆明园遗址的保护不容乐观。据1980年圆明园管理处的统计，当时园内仍有7个生产队，农业人口2000多人，劳动力700多个，住户270多家，形成了近20个大小的居住点，而挖山填湖、建房垫圈的“工程”不断。（撰文/祖佳　摄影/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