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业的第一个事件采访是去山西运城调查一起贿选风波。运城那时是个看上去有点封闭的山西城市。那里的官员作风保守，态度敌视。2001年中国深度调查报道可以说还处于启蒙阶段，市场化媒体、尤其是都市报跨区域采访的实例还很少，不像现在，发生在任何城市的任何一起公共事件，记者云集是种常态。像运城这样中小城市的官员和记者打交道的机会极少，也极不老道。他们采取的对策是传统政治经验中的“堵”和“防”，这些手段虽然在如今也未曾全然消失，但在当时无疑更为原始和粗暴。
    我刚到那里，就从同行口中听闻这个地方一桩匪夷所思的往事。在我去运城采访的三年前，一名因揭山西省运城市官员弄虚作假2.85亿“假渗灌”工程的地方记者，在报道出炉后，旋即遭到官方反查，并以敲诈、受贿、介绍卖淫数罪并罚被判入狱12年。这在当时给我心理上一个不小的下马威。尽管后来证明，并没人威胁我的生命和阻挠我的采访。
    这是我第一堂真正意义上的采访课。后来我了解，这些迫害案例或多或少都有它的个体原因。如何让受访者说话，是一个常态的命题。做个斗士，和做个记者，这是毫不相干的两条路。部分媒体记者习惯将自己处于受迫害的环境、习惯受害人心理，是被心中虚无的英雄主义圣火鼓荡。也是我一直难以认同的。
    这次采访，我写了一万字的报道，对一个刚刚从业的实习记者，这都算得上是高强度的工作量。它作为核心报道，一字未改地登上当期的《三联生活周刊》。但在这些文字里，我自认为拿到的最有价值的材料，只有一段内容。“2001年1月，刚刚由地区变市的运城迎来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五名副市长的候选人也是原地委副专员董洪云、吴菊仙、安德山、柴林山、王傅面临着称呼的转换：由副专员变为副市长，‘所谓投票只是个形式’。宁保安只是差额选举里面的人，要由处升局，能走的唯一一条路便是‘贿选’。而在五个候选人中，前四人都是‘老运城’，董洪云从临汾调至，但在当地也已有二十多年，唯一一个可以动的是王傅。这个在地委担任过处长的现运城副市长的名字被从候选人名单上悄悄地划掉了。据说，宁保安对王不买帐的理由有三：第一，王从北京下来，在当地势单力薄；第二，王和宁曾同任处级，理当‘平起平坐’；第三，王比宁年纪小了近一肖，宁坚信‘姜是老的辣’。”
    这个简单的细节，获取的背后并不像它所展现的那么容易。它是我在跟一名官员绕了一个小时的圈子后，得到的惟一一句“干货”。
    重要的是，这个细节为置于陌生环境中的采访者和后来的阅读者，提供了极为现场和富有想象力的政治生态，它构成了这起贿选最重要的环境因素。由此，我开始意识到，对于空间感有分寸的拿捏和把握，也许正是我身上某种难能可贵的职业天份。它也令我在后来的职业生涯里，对地方生态的观察、对单一事件中人情事故的复杂味道的嗅知，极为着迷。
    这恰恰是神木吸引我的地方。这个复杂的医改决定，完全不是那些不了解这里的人自以为是所理解的“一场炒作”，或者是“一次决定性的变革”。过度贬低和过分歌颂都不负责任，却又是人们容易犯下的错误。医改是神木财富爆炸社会矛盾突显后，地方执政者启用的一剂解药，而财富、产权、基层权力、财政结构、乡土政治共同充当了中和或者剧化这剂解药的添加物，它们让这场改革呈现出令人费解的复杂性。而神木官员们在构思医改制度的框架性思考、甚至为之付出的代价，为全国性医改的实验留下了重要的参考坐标，它无疑是值得尊重和敬佩的遗产。我要通过这本非虚构作品，为神木画像，也为一个有着诸多改革派官员画像。我希望这不会是一张令人感到平面和寡淡的脸谱。
    最苦的还是闷头写作的过程。非全职写作大大增加了这项工程的艰巨性。每当我通过周末两天的磨合刚刚进入写作状态时，星期一我就又要强迫自己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投入到我的工作中去。也许它会给这本书的连贯性留下不少遗憾。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刊登于《三联生活周刊》杂志。实际上，这个选题始于2009年6月份，当时我的主编朱伟先生派我去完成这个封面报道。而和我一起去神木采访的合作者，正是我的妻子陈晓女士。这是她由《中国新闻周刊》“转会”《三联生活周刊》后参与的第一个封面故事。在神木的时间很快乐，我们一起突破采访对象，一起在神木的街头喝啤酒吃烧烤，把旅行、采访，和对知识的共同探究“三合一”了。我总在想，这大概是难以复制、令人羡慕的经历。值得欣慰的，是该报道曾在2009年底获得腾讯网第二届“影响中国年度华语传媒盛典”年度调查报道提名；也正是因为这篇报道的雏形，才有了眼前的这本作品。
    本书之成，要真诚感谢许多人的慷慨帮助。在我被神木县宣传部的官员拒之门外的时候，一名县委秘书处的干部替我把采访的要求带给了郭宝成，他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一名读者，这促成了我在神木的首次采访的最大突破。虽然我已经记不太清这位秘书的名字了，但对他的热情和理解，我心怀感恩。神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贺和平也是在我进入采访的初期给予我大力帮助的人。后来在遇到那些去神木采访的同行向我索要当地官员联系方式时，我总向他们推荐贺和平先生，这一定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
    神木医改中枢机构“康复办”主任张波先生是医、药管理经验均很丰富的卫生系统官员，也是这个原因，他被郭宝成选为这次医改的主要负责人。他的专业性和敬业精神令人尊敬。他对神木县的基础环境作出的精准描述，是我们真正了解这座城市的开始。
    和过去的所有采访一样，《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先生都是我最重要的业务交流对象，他的思考对我形成整个报道结构大有帮助。他一直是我的老师和挚友。非常感谢参与此次报道拍摄的周刊摄影记者张雷和蔡小川，以及图片总监商园，我的几本出版作品中的照片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还要感谢的，是我在千橡公司的两位导师：江志强先生和唐智晖女士。没有他们二位在工作上给予我的支持，我可能连抽出周末时间用于写作的可能性都没有。和我过去媒体圈的领导和朋友不同，我相信，他们身上的经验和智慧将有助我开启人生的另一个空间。
    最后要特别致谢的，是这本书的主角：神木医改的设计者郭宝成先生。尽管这本书中我始终作为旁观者来看待他和他推崇的事业，他有着异乎常人的意志和品格，有着令人无法捉摸、喜怒无常的一面，也有着对世俗名利的自我方式的追逐。但从我个人的情感出发，我更乐于认为他是一位称职的“老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