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诗人，1954年生于云南。著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于坚的诗》，散文集《棕皮手记》等十余种。2002年获《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歌奖。

博主上月在深圳经章东磐大哥介绍，有幸认识大诗人于坚并合影

　　历史就是父亲，今天就是儿子

　　美国国家档案馆里面有一批照片，自1946年拍下、整理完毕后就再没有人动过。照片大部分是当时美国军队中的摄影兵拍摄的，大约2.3万张，拍的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缅印战场的实况。战争被摄影兵客观、冷静、甚至有点机械地拍下来，就像拍摄一场特殊的劳动，而战争只不过是一个生产车间。这些照片仅仅被视为资料，完工后就归档封存，并没有像摄影家们的作品那样到处展览。近60年过去了，这批照片由于它的资料性而被遗忘。如果不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人还在挂念着它们，那么可以断定，它们决不会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其实这几个人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存在，他们只是对中国抗战时代的历史无法释怀。“历史就是父亲，今天就是儿子”(章东磐)，这个时代莺歌燕舞、好大喜功、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谁还挂念着那些血雨腥风的场面呢？这个时代患着历史的白痴症，它假装那些伟大的父亲、智慧的父亲、苦难的父亲或者黑暗的父亲、魔鬼的父亲们从未存在过，仿佛这是一个外星人的时代。但这几个历史的孝子，“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后裔，不屈不挠，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要为那些父亲还原真相，尊严或耻辱、光明或黑暗、伟大或卑劣，于是他们必然找到这批照片，这些照片在等着他们。

　　称得上汉子的章东磐组织了一个小组，远涉大洋，把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中缅印战场的2.3万张照片中刨回来，再抽出500张，编辑了一本书，叫做《国家记忆》。是的，这决不是几个人的记忆，而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是国家应当挂着这些照片。记住历史、尤其是记住抗战这样的历史，使子子孙孙永不遗忘，这是国家民族之事。既为国家记忆，我以为这个行动也是国家行动，这种行动似乎意味着历史意识、国家胸襟以及资金什么的。而事实上这只是几个民间人士自筹资金、耗时数年做出来的一本书。没有什么国家背景，章东磐小组像业余的考古工作队一样，出土了一批抗战照片，为的是国家记忆。抗战历史，真是天大的事，干这几个私人什么事呢？章东磐先生既非历史学家，也非国家档案馆支薪人员。而事实恰恰是，没有这个章东磐小组，这批照片依然会束之高阁。今天在中国民间其实有着许多这样的章东磐小组，他们干着国家之事，却是个人在行动。正像历史不是抽象的，它总是由时间中的无数细节和血肉所组成，国家记忆，其记忆者也是有血有肉的个人。

　　从出土的2万多幅照片里，挑出500张来呈现一段历史，尤其是抗战这样的历史，有点勉为其难。胡适之先生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的意思或许是，如何选择历史细节在于历史学家的立场。历史总是被天使化或者妖魔化，同样的历史，你可以装聋作哑，任它尘封，也可以从批判的立场去选择，从赞美的立场去选择，比如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的否定性解释。抗战历史，过去的历史记忆总是抹杀一大批在场者，彰显另一批在场者，同样浴血奋战，同样的功勋，却被狭隘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简单的道理，在面对民族的敌人的时候，还有什么意识形态呢？抗日，那就是人们必须顺天承命的唯一意识形态。如果在1937年以前，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都无法超越狭隘的利益，那么日本人的侵略则启示了超越性时刻的到来，民族存亡的时刻，团结抵抗，这是中国唯一的主义、唯一的意识形态。遗憾的是，当战争烟消云散，这种伟大的超越也随之被遗忘了。章东磐小组的历史眼光非同凡响，他们继承的是那段历史的超越性，他们的记忆乃是胸怀广阔的记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讨论历史的时候认为，历史有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短时段是当下的事件、新闻，中时段是时代；而长时段可以说是永恒。长时段植根于民族文化的血液中，它往往为时代和事件所遮蔽。当人们置身历史中，事件总是甚嚣尘上，时代貌似强大且将万岁，而永恒者的彰显则姗姗来迟，它总是在一切时间的后面。惟其胸怀广阔，不畏浮云遮望眼，其记忆才可以抵达不朽。

　　笑容是一种态度

　　对于抗战历史，人们通常的进入角度是受难。尸体啦、暴行啦、轰炸啦……而在《国家记忆》中，我惊讶地发现人们在苦难中微笑。受难似乎无影无踪，并非苦难不存在，而是还有比苦难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当人们被抛入苦难的时候对待苦难的态度。愁容满面是一种态度，笑容是一种态度。在《国家记忆》一书中，微笑弥漫着许多画面。那是什么年代？轰炸机像雨季的乌云一样不散，炮火硝烟，餐桌旁边随时有人死去。但人们在微笑。

　　封面是一位暗含笑容的士兵，他刚刚笑过或者就要微笑。严峻的战争，怎么可以笑呢？我以为大约只是强调一下战士在面对死亡时的乐观主义精神。我试图把这本书中“面带微笑”的图片找出来，结果我发现我错了，我应当把没有笑容的图片找出来，因为它们太少。我不得不说，微笑，是《国家记忆》的普遍表情。编者在136页忍不住用了“面带微笑”一词。第6页，全体在笑。第17页，18个孩子在笑着。第15页，全体在笑。137页，全体在笑。245页有27个人，看得清表情的有15个，其中8个人在微笑着。324页，全体在笑。330页，7个人一齐笑。338页，5个人在笑。339页继续笑。343页，10位女士在笑。396页，笑得非常灿烂。397页，笑得满幅都是牙齿。就是在叫做“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一章，笑容也频频皆是。579页，一位伤兵在微笑。似乎人们在嘲笑那位没有笑容的战争魔鬼，一种微笑的反讽？

　　在329页，一位中国空军士兵正微笑着给自己的情人写信，旁边就挂着那位美女的照片。就置身现场来说，战争也是短时段和中时段的。但是在别的时代，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照片。或者说，历史没有这样的心情。例如在斯大林时代或者奥斯威辛。这场战争固然残酷，但它并不毁灭爱情，爱情在炮火中蓬勃生长，生命的激情、生活的希望前所未有地被激发起来，人们比平时更意识到生活的意义。历史的长时段正是在此暗藏着它的真正面目，无论如何，人们只是为了爱、为了生活，别无其他。无论现实多么严峻，这种存在感或者说那个永恒世界方向并没有丧失，因此他们在受难时微笑。而在某些时代中，历史的长时段一片黑暗，时代的世界方向像它本身一样，只有当下没有永恒，人们平安无事但心灰意冷。资本社会依靠伟哥似的娱乐节目催发的爆笑其实暗示的恰恰是永恒的缺席和生活价值的虚无感。在精神受难，人们普遍死心、灰心的时代里，也许并没有战争，只有压制生命的平庸和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发自内心的微笑反而难觅踪影。战争解放了生命，战争释放了激情，战争与革命不同，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暴力，而战争是人道主义的觉醒，当日寇的飞机俯冲向中国大地的时候，人们内心的生命意识空前美丽地被激发起来，那是肉体受难的时刻，也是心灵自由的时刻。

　　这是一个时代的表情

　　我相信这些照片上的笑容是真的，当然某几幅也有摆拍的痕迹，请被摄者做某个动作，微笑一下。但那笑容并非强作欢颜，而是暂时收敛，笑一个。

　　这些照片大部分是摄影兵拍下的，很多照片来自“中缅印战区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可以肯定，拍“面带微笑”的照片并非他们的任务。人们在战争中微笑，也许不符合读者对战争场景的观念和想象，不符合读者从历史教科书中所得到的那些概念。作为客观事实，摄影兵无法不把这一“面带微笑的抵抗”记录下来。摄影用图像记录世界，将世界资料化、影象化，人们今天理解的摄影已经庸俗地艺术化了，照相机不过是个为小资文化产业提供的高利润产品。摄影的本来面目被遮蔽了。摄影的初衷毫无美感可言，摄影也不是宣传工具，摄影其实是一个生产制作的过程，光学作用和化学反应的过程，我的意思是它是一个物理过程，其行为与一台切削生铁的机床无异。虽然摄影发明一百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将它变成一个藏在镜头后面的巫师。但是，世界的真相不是被灵感化美学化地理解出来的，也许恰恰是在麻木不仁地机械地记录中，世界真相才被不带偏见地呈现。摄影兵制度化地履行了摄影的基本功能，还原这摄影的本来面目，他们不是摄影家，照相机只是他们的步枪。摄影兵在记录抗战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刻意选择微笑。我注意到本书中也有卡帕的几张照片，摄影家卡帕的照片无疑有着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总是选择那些英勇悲壮的瞬间。但摄影兵不同，他们不是摄影家，他们只是在执行将军们要求记录这场战争的命令。他们不需要人道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民族解放战争之类的政治正确。人们在射击、人们在堆砌战壕、人们在包扎伤口、将军视察防线……人们这样、人们那样，在一九四几年某天，卡嚓！他们的照片只是资料，不会出现在《时代》或《生活》的头版。

　　战争当然是悲壮的、残酷的、惨烈的、苦难的，但是人们对待这苦难的心态并不苦难，苦难是外部的，人们的压力来自战争，而不是内心，那是历史的苦难而不是心灵的苦难。这是一个时代的表情，苦难中微笑。战争是被迫的，战争是个人意志无法选择的历史运动，生活环境被战争限制，但心灵是自由的，反抗是自觉自愿的。心灵没有被限制，苦难限制的只是生活方式。人们没有被强迫，心灵的抵抗不是苦难而是喜悦，这种抵抗没有丝毫的压抑，是自觉自愿、心甘情愿，是心灵之自由所致。与奥斯威辛的苦难不同，那里不仅行动失去了自由，内心也失去了自由，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在那里，人们连强作欢颜也做不出来。可以下令奥斯维辛微笑，但无法命令那笑容不僵硬。只有当心灵是自由的、快乐的、喜悦的，人们才会在苦难的历史中微笑。他们以微笑对待苦难，因此更为积极、更为热烈、他们在炮火下面写情书！

　　一幅照片就是一个时间的遗址，历史照片固然反映人们在历史中曾经做过什么，也自然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心境。我发现，小资式的艺术照片可以追求世界的美、意义，反而心灵阙如。其实心境，是照片最难于掩饰的，因为它从不听命于表面。越是不刻意捕捉心境，心境越是袒露无遗。这种例子在罗兰·巴特的《明室》一书中有很多。罗兰·巴特在书中列举的那些照片，正与《国家记忆》一书中陈列的照片相仿。照片“可以在事情的意义上说谎，却永远不会在事情的存在上说谎。对一般观念(文化意义)，摄影无能为力，然而，在使我们确信真实性这一点上，摄影的力量却高于人类思想所能构想，并且已经构想出来的一切”(《明室》)。这就是《国家记忆》令我惊讶的原因，它远远超出了我对历史的想象和观念。

　　还原历史记忆的过程也像历史的细节一样生动，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遗憾的是此书没有留下一幅章东磐小组的集体合影，我相信那是一群微笑的人。

2010年11月24日星期三在昆明 于坚

是的，我们是一群微笑的人！博主替诗人弥补遗憾。左起：章东磐 黎雯　李芳 周玮炜 晏欢 牛子，背景是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档案馆 2010年2月大年初四，邓康延还在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