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关于如何完善中国的税制改革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这本来是大好事情，因为这有助于深化中国的税制改革，健全中国的财政收支制度。但事与愿违，大家争着争着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调，常常从完善税制的改革，变成了是该加税，还是该减税的吵闹（这包括新开税种，如资源税、地产税；提高税基，如个人所得税等等）。当然无论以什么理由加税、或以什么理由减税，效果之辩、主义之争和道德谴责的背后，毋庸置疑都有着盘根错节的现实利益的博弈。

但这样的博弈，又无法只算一本税收加减的经济账。因为只算经济账，只从国民财富增加的角度说，减税很容易占上风。因为任何税收都是国民经济生活成本的支出，它即使高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的运行成本和制度性消耗，也都是额外开支，再也回不到国民手中了。

这种观点又常常被总结为两点：一是被形容为税负的痛苦，要求政府必须把减税放在一种执政的道德高度上；二是用市场经济秩序证明，一个以市场经济建设为目的的政府，减税才是它的守夜人的最佳姿态。

从宏观和长期的角度看，这样的观点比较符合市场经济一般逻辑和原则的。但减税谈何容易？若只谈减税，我们是否有思想准备相应减少政府的某些看似必须的职能呢？因为从税的本质来说，它其实就是纳税人向政府购买的、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政府虽然在提供某些公共服务时，差强人意，比如政府提供的医疗养老社保，就未必比商业保险服务周到。但这项公共职能从执政道德上讲，却是政府不能不做的。

就中国而言，自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是这个公共职能建立的标志，自那时起，13年的努力，政府在逐步扩大了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初步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并存的养老制度。

但古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为了这个新制度，转型的成本却至今没有消化。这是一个建立不久的公共支出体系，至今还没有和财政税收体系完全挂钩。从中国财政收支体系来看，它不仅是意味着一项新的支出，而且为了该公共职能有着较为广泛的普及面，还有留有巨大的窟窿需要弥补。有多种数据分析这个窟窿是巨大的，比较可靠的是世行的一项估算，即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这一缺口甚至有9万亿元之巨。假如政府不另外开辟收入来源（比如直接新增社保税，这估计非常容易得到道德赞扬，因此被通过新开税种），单纯按照现行的财政收支体系，真不知道可以何时能够完成这个职能的全民保障体系。

再如为了满足全民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在经济适用房漏洞百出之后，又要大规模建设廉租屋。这些钱，都不是在原来财政收支体系就有一入一出的，是随着社会需求不断变化，要求政府新增的支出，试问它若不加税，它从哪里做无米之炊？总不能把本来发工资、办教育或者国防的钱，拿来盖房子吧？

当然这么说并非同意政府可以以任何理由加税，而是要说政府的公共职能越多，越正当，它收钱的欲望就会越扩展。尤其政府要是被看成全能的话，它就不可能停止以公共的理由加税；也无法限制它拥有这样加税的权力，要求人人纳税光荣。

其实即使政府是有限政府，也很难控制政府在各方面花钱的冲动。这一点，美国就很明显。美政府花钱的冲动，虽然有无法随意加税的限制，但它变了个花样，以多举债来满足各种公共意义上的道德、经济风险和社会福利的资金需要。被世界寄于厚望的奥巴马，执政以来就连嘴上都不隐瞒，他的这届政府要大大花钱复兴美国呢！

不能随便加税的美国如此。其它低税地方怎么样呢？谈减税，无非是造成低税的事实。而香港就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低税制的地区，那里不仅不能随便加税，政府好像也不太容易举债。香港特区政府花钱的冲动，并不因此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为他们也要建廉租屋（虽然香港自1978年就开始搞“公屋”计划，但得不偿失的例子层出不穷，最典型是2002年“红湾半岛”计划，卖不掉、拆不掉，导致近三十亿港币的损失），也要支付各种社会福利。但香港特区政府长袖善舞，筹资有方，他们搞出了“土地财政”。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国如今流行的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始作俑者，就是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

香港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比之如今中国大陆地方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香港贫富悬殊、实业空心化、泡沫经济时间全球最长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没有什么政府能够控制自己花钱的欲望的。而税制完善的核心，还不在于简单地讨论该加税，还是该减税。因为无论加税还是减税，都未必能够限制政府的花钱冲动。而政府花钱的冲动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话，它即使不多收税，它也会多收费，还会乱举债。谁叫政府因为公共职能所需，它拥有了最多的资源呢？

针对这个现实，其实已无良策，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我们这些纳税人有权知道政府花钱都花在哪里了——虽然这很要花些监督的成本，但要争取到这权利恐怕也不易。

东方早报署名陈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