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丰富稀土资源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开采自己的稀土,而是大量进口来自中国的稀土。
中国在开采稀土时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占全国的97%稀土资源储量的内蒙古白云鄂博矿,其稀土开采的利用率仅为10%。在开采过程中,大量的尾矿浆排入洼地,形成11平方公里的“矿湖”,堆放尾矿浆1.35亿吨其中含有约7万吨的放射性金属钍。
据了解,钍和铀有着及其相似的特性,所以在包钢“稀土湖”正西2公里处,就有一处远近闻名的“癌症村”。
稀土的得名,是因为其中的有效元素含量很低,把这些微量元素提取出来,需要用大量化学药剂和水,用许多化学程序才行,废水包含了近百种化学药剂,其中还有放射性物质。
在江西赣州龙南山区,至今还在采用食盐浸取、草酸沉淀的混合工艺提取稀土,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植被破坏极大,产生的尾矿也就是废矿也很多,这种方式一度被喻为是“搬山运动”。
据介绍,采用这种池浸工艺,每开采1吨稀土,就要破坏200平方米的地表植被,剥离300平方米的地表土层,产生2000立方米尾矿,并造成惊人的水土流失。
冶炼技术薄弱定价权打折扣
除无序开采熔炼和走私之外,技术落后也是中国缺乏定价权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出口到日本的稀土产品属于低附加值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在日本进行加工之后又以更高的价格再销往中国,表明中国处在整个价值链的低端。
以氧化钕为例,出口的时候是20多万一吨,到日本提纯成金属钕再卖回中国,一公斤就要20多万,前后价差1000倍。
江西赣州稀土协会秘书长赖兆添指出,要想在国际上有话语权,仅靠控制资源和出口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掌握稀土核心技术专利、稀土应用市场、稀土产品标准。
在中国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王国珍教授看来,95%供应量换来的定价权“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现在国外就是只要你卖给我就行,人家加工再卖给你,多卖两倍的价钱。”
据海关人士介绍,生产稀土资源的利润远高于应用领域利润,利润的巨大差异,促使许多生产企业不再在应用方面下工夫,从事应用生产的企业也消退了创新动力,纷纷转向利润更高的资源和初级产品,搁置稀土高端产品的开发和研究,严重阻碍本就处于应用技术低端的中国稀土行业发展。
稀土并不“稀缺”?
说起稀土,人们习惯认为它储量稀缺,但实际上稀土并不“稀缺”。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将稀土定位为战略资源,因为当时发现少,稀土确实具有“稀缺性”。随着探矿工作深入,稀土已不是稀缺资源,比如白云鄂博稀土矿远景储量,已经够世界用1000年。
包头稀土研究院前院长马鹏起称,稀土在尖端、国防领域确实有相关应用,但用量却非常少。以此作为“要挟”其实在战略上制约不了外界。从产量上来说,稀土贵比黄金也言过其实:2010年全球稀土产量估计为15万吨,而黄金产量大约为2500吨。
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一旦中国限制出口,前独联体国家、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稀土开采将会重启。据媒体报道,美国、澳大利亚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国内稀土生产,而日本也在寻求与蒙古的合作。如果中国之外的70%储量被启用,中国的稀土将不再“昂贵”。
相反,由于环境污染、开采效率以及经济成本等诸多因素制约,稀土在中国之外很少获得开采。但是,别人不想开发,不值得开发,划不来开发的稀土,却被我们拿来当宝贝,误以为主宰了世界。
整顿国内市场 以出口换技术
我国已经在讨论实施《2009-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和《稀土工业产业发展政策》的问题。根据这些规划,从2009年到2015年,中国稀土的生产规模将达到每年13万吨到15万吨,而熔炼和分离企业的产量将达到约12万吨到15万吨的水平。
此外,将对100家稀土分离企业进行重组,到2015年将该数量减至20家,从而提升稀土企业在市场中的潜力和竞争力。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正式下发文件,明确全自治区范围内的稀土战略资源由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营;与此同时,南方五省区(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15市共同签署《南方五省区15市稀土开发监管区域联合行动方案》;商务部委托五矿商会召集各主要稀土企业召开座谈会,共同商讨明年的稀土出口工作安排,稀土出口配额将可能进一步缩减。
据悉,已经制定完毕、即将公布的《稀土污染物排放标准》计划将污染物排放浓度门槛控制在50ppm以内。稀土行业专家、中国有色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教授估计,全国80%左右的稀土分离厂可能面临倒闭。
为了提高国内稀土提炼和应用技术,中国希望国外稀土应用企业到中国投资稀土深加工领域。在上个月末举行的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期间,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希望日本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加强高新技术合作。
出口管制漏洞
随着出口配额减少,倒卖出口配额的行为,已经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原因在于,按照目前国家制定的计算公式,无论生产企业还是流通企业,要想满足稀土出口配额的申报条件,最主要的考核指标就是近3年稀土的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
有业内人士对媒体透露,每年的“出口数量”完全由商务部统一界定,这个参数几乎不变。这样,企业能从配额总数中获取的出口权重,主要就取决于“出口金额”,而出口金额的变化实际不是由出口产品价格的高低决定,而是取决于出口的稀土品种。而稀土共有17种元素,不是每一种元素都稀缺,所以不同元素间的价格差别极大。
如出口氧化铕、氧化镝,目前市场价达到了250万~300万元/吨,而出口氧化铈却只需要大约2.5万元/吨,相差足足100倍。那么,在国家已经圈定既定“出口数量”下,对于出口镝、铽、铕这类“昂贵的”稀有元素的企业,意味着其“出口金额”就会很大。按照计算公式,企业就将拥有更多优势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出口权重,即更多的出口配额。
业内人士指出,这样的结果,就必然导致企业为使出口资质达标和争夺出口权重,而逐渐偏向出口昂贵的、国家稀有的稀土元素,而这也就会造成多余的元素‘出’不掉、稀缺的元素管不住的现象。这实际和国家要保护和限制‘稀有’稀土元素出口的出发点完全相悖。
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稀土产业论坛上,一家大型稀土企业的人士公开表示,17种稀土元素不能只用一个配额标准,而应该按照稀缺程度分成2个、3个、5个或更多的标准,就好比稀土的出口关税,出口镝、铽是25%的关税,出口镧、铈、镨、钕是15%的关税,通过税率的差别把元素的稀缺性体现出来。这样虽然复杂一些,但必定能更好地保证配额计算方式和实际保护意义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