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都没有发表过什么社会评论了，今早打开电视，中央二套的第一时间的互动话题就是故宫里开星巴克是否适宜。

　　说句老实话，现在这种中西合璧、古今交汇的格局早已大范围的出现，尤其在大型和超大型城市，这种现象更是遍地开花、见怪不怪。像医院五官科的一隅没准租给某人开眼镜店，寺庙的闲房可能还卖卖西洋望远镜，甚至开花旗银行。这就好比蓝色牛仔裤上的大红色补丁，看多了，看顺眼了，自然好看，甚至还流行起来。80年代的喇叭裤是蛊惑仔们的专利，90年代开始风靡大陆，而今呈现出的旷日持久、长盛不衰更不得不让人感叹时令的更迭、世事的变迁。

　　而关于故宫里开星巴克一事，应当说这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特定的时段、特点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因为具备了商业和文化相结合的需要。文化的生命在于它的历史积淀，社会影响，文化的繁衍和认同需要人文的情怀，人文又无不以人为根本，而人又是需要各项服务的特殊群体，而服务又涵盖了基本物质服务和高层次精神服务两重含义。因而商业需求就于人文情怀和高层次精神追求中滋生，于是乎商业文化成为了某种契机，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

　　也能理解对此事持反对或保留态度的人们，他们的保皇意识在商风日行的当今也不是毫无立锥之地。

　　首先，故宫是中国古文化的魅宝，在每一个炎黄子孙，尤其尚古者的心里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是不可玷污、不可亵渎的。有任何势力撼动了它的地位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招致非议，乃至公然的声讨。

　　其次，作为古代人民的艺术，和依然留有公共物品痕迹的博物馆，其公益性的成分的凸显势必需要商业性成分的减弱，尽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某些高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但要捍卫公共物品无竞争（其实已经有了）和非商业化的铁律，外迁的措施也实属必然。但这个必要性依然有待商榷，至少我觉得商业业态的选择应该自由，而业态位置的选择也不可一概而论。在里面还是在外面的问题，不过是景观格局的单一性和非单一性，斑块空间破碎程度的差异问题，如果消费者的便捷和商业文化的有序发展没有景观非均化和文化的纯粹来的重要的话，外迁自然是无可非议的。

　　再次，对外界力量，包括西方文化、商业的抵触情绪。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思想情绪是强烈民族主义的异端化。一味的认为跨国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经济掠夺，而没有站在客观的角度冷静的分析时弊和时利，怨声不迭就是这么产生的。其实互利共赢应当成为各国的共同追求，能不能尽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靠的不是单方面的海量。

　　第四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的很多消费，都是以明码所标之价为基准，而非个人喜好和志趣所在为准绳。因此很多旅游胜地的人文价值都丧失了其本身存在的意义，这是可悲的，但又是文化，尤其商业文化泛滥后的必然结果，该趋势无法有效逆转。很多宝贵的人文财富就在挖掘过程中无形的流失掉了，这不得不叫人扼腕。星巴克的外迁也许也是出于对文物保护的目的，这一条也许有些许牵强，但还是较有说服力的，因为很多时候的文化情调的破坏不是实物上的，而是视觉效果上的。这种视觉效果继而转化为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往往集合了上述的多种感情。

　　很多时候感情的满足比实物的富足要更为重要，单就这一点而言，星巴克的外迁不失为对民众思想情感的满足、尊重，和对民主之风的推崇。

　　在北京四年无缘故宫，实乃遗憾，不过故地重游，不会是多难的事情。当岁月的沧桑亲临体肤之时，我想我会再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