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压力先后出生“房奴”“婚奴”——

姐相的是亲，拜的是金？

晚报记者 孙立梅报道

“第三届（2010年）年度十大性与性别事件”评选日前揭晓，“性爱局长日记”、“相亲节目火爆、“拯救男孩话题”、“《婚姻法》新的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等入选。评选发起人、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2008年的“艳照门”、2009年的“校园‘门’”系列事件相比，2010年度最受瞩目的性与性别事件，就是由凤姐、各类相亲类节目火爆等现象所引起的当代中国人婚恋观的大讨论。“姐相的是亲，拜的是金”说法的流行，再加上媒体的过度渲染，让很多适龄青年在未经尝试的情况下，先把自己定位到了“婚奴”行列。

“凤姐”“小月月”未入榜单

在2010年度的评选当中，备受瞩目的“凤姐”和“小月月”并未入选，而关注度不及这两项的“董姗姗家暴致死案”、“站立式女厕现身西安”却在榜单之内。对此方刚解释说，该年度评选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余名中青年学者共同完成，希望通过评选年度性与性别的重要事件，推动社会性观念与性别观念的进步。所以，有一些公众知晓度很高的事件并未入选，而一些公众知晓度低的事件，却可能因为其意义深远而入选。

据介绍，凤姐现象已经入围初选，但评委们在讨论中认为，“凤姐及其一类人的言行，有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但更多是不得其解的、非建设性的宣泄”，“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只不过是人们忽然觑见‘丑女’们心灵的世界，并且大为讶异——原来条件这么差、长得这么丑的人，在她自己心里，自我的期许却是这个样子的——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美丽，有着盖世的才华，我要嫁最杰出的男人，我要过最幸福的生活；我不甘于现实，现实都是假的，不是我想要的。凤姐的呐喊，一反所有女人心中早已经驯服的常识、理智、小我、卑微感、焦虑感，但是这个呐喊，并非是针对这个时代的，更多的是针对命运的，即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公，将一些人生得如此之美，而将另一些生得如此不堪？所以，凤姐只是一个个别的文化和社会现象，而没有更深层面的意义”。

另一个经过讨论后未入榜单的，是在网上激起骂声一片的“虐兔女”事件。评委们在评点中称，虐杀动物事件近年来时有曝光，多次引发国内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抗议和公众的激愤，然而对此类事件从性和性别的角度给予关注的却不多。虐兔（猫）视频在国外被称为“Animal crush film”（动物踩踏影片），它满足了部分有虐恋偏好的男性，因为年轻女性用脚踩踏动物的场景会给他们带来性快感。一些利益集团采取各种手段操控女性来拍摄此类影片以牟取暴利，而参与拍摄的女性所得却颇为有限，有的还会遭到人身威胁。从这个角度而言，她们与其说是施暴者，还不如说是被剥削和被利用者。网友们的愤怒虽然出于向善的本能，但将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完全宣泄在她们身上是不公平、也是不符合逻辑的。

相亲节目夸张了“拜金女”比例

2010年，各大卫视的相亲节目大战愈演愈烈。节目雷同的高娱乐性、场上嘉宾的戏剧化、相亲服务质量的降低和收视率的提高俨然成为趋势。女嘉宾宣称“我的手只和我男朋友握，别人的话一次20万”，“宁坐在宝马后面哭，也绝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等“语录”引起社会热议，还有的男嘉宾被当众指责“做作”、“娘娘腔”。随后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和《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文件，对相亲类电视节目进行整改，以避免误导人们的爱情观和价值观。

评委之一、中华女子学院教师、社会工作师张静认为，这些相亲类节目的娱乐性远远高于服务性，且其娱乐环节中体现出来强烈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对男嘉宾“娘娘腔”的说法，本身就是对男性气质的一种偏见与歧视；而将女性的性感秀，与男性的经济地位挂起钩来，只会凸显女性的弱势地位和自卑心态。

方刚解释说，在一个丰富而多元的社会文化当中，马诺的“宝马”言论如果是私下里说，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其实并不为过；但作为大众媒体的电视节目，为了追逐高收视率，刻意放大这种言论，对观众进行着错误倡导，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的发展可能改变了一部分人的想法，但并没有撼动传统和主流的婚恋观，还是男主外女主内，还是要求男人要事业成功女人要漂亮温柔。但电视相亲节目的过度渲染，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年轻一代婚恋观的扭曲。如果一个男青年认为社会上大部分的女性都是这样拜金的，或者一个女青年觉得这些女嘉宾能提的这些要求我也可以提，无形中就抬高了婚姻的门槛，造就更多盲目的‘婚奴’。”

方刚也指出，有些媒体热衷于报道明星或者名人的奢华生活，以及某些渲染豪门生活的影视剧，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婚恋观。比如，曾经作为“剩女”代表的大S终于与汪小菲结婚了，媒体津津乐道于婆家送的钻戒、房产等礼物，这等于告诉人们，一个女人的最终归宿只有婚姻，而且只有嫁入豪门才可能扬眉吐气。问题是，大S毕竟只是个案，并非所有的“剩女”都能如此，大S也不能被盲目地被视为一个“榜样”。

不能把市场法则用于婚姻

除了未婚男女备受经济困扰外，最高法院全文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更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21个条文涵盖了房子、孩子、票子、“小三”等对若干婚姻新问题的处理，而学界对新规定中关于财产分割、生育权、婚外同居补偿等三大焦点的争议最为激烈。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人员陈亚亚认为，婚姻法对事实婚姻的否定已经被诟病很久，认为是对女性权利的剥夺；而“小三”的补偿得不到支持，是在把婚姻内的“过失”转嫁到“小三”一个人身上。“‘意见稿’第二条指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了财产性补偿，一方要求支付该补偿或支付补偿后反悔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当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通俗来说就是，小三没有资格申请补偿；即便男性给了小三补偿，但依然可以让其妻主张返还。这些条文的修改，无一不是为了保障目前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反过来说，之所以要制订这样的条款，恰恰证明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目前在现实层面出现的危机和挑战。在我看来，即使婚外情是错的，这过错也不应该由小三独自来承担。”

对于备受争议的第十一条，即婚前一方首付购房的，离婚后房产归贷款方所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夫妻共同财产还贷的部分，只需对另一方做出合理补偿即可，陈亚亚认为，尽管共同还贷部分可按市场价得到补偿，但获得公平，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更糟糕的是，由于习俗要求男方买房，而随着房价飞涨，能全款买房或首付的人越来越少，不少男性向亲戚借款付首付，这些债务在婚后夫妻一起偿还，而离婚时想让男方亲戚来证明几乎不可能。由于多数女性的经济收入低于男性，但投入在家务、育儿上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多。这些付出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她们处于婚姻中弱势的一方，在这种背景下，完全以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规范基于婚姻所形成的具有经济、感情、伦理和法律等多方面内容的社会关系是不妥的。”

家庭暴力仍“公”“私”难分

“董珊珊家暴致死案”虽然并没有引起很大范围的关注，但因家庭暴力在国内至今“公私难分”，被列入“十大性与性别事件”之内。早在2009年3月，董珊珊就曾向家人和警察披露婚后经常遭到丈夫殴打，其后短短几个月，她及家人先后八次报警，并曾提起离婚诉讼，也曾在外租房躲避。致命的殴打发生在2009年8月5日，董珊珊于8月11日逃出，两个月后去世，尸检认定死亡原因为“被他人打伤后继发感染，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2010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此案进行宣判，其夫王光宇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方刚表示，国内对于家暴问题的关注正逐年升温，但政策的修订和机构的救助行为却改进不大。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虽然可以报警，但之后怎么处理，尚无法可依。“警察就是过来训几句，记录一下就走了，对受害者来说，非但帮不上忙，报警行为还可能激怒施暴者，让受害者反受报警之害。像董珊珊生活在北京，并非偏僻小城，但仍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家暴事件。”陈亚亚在点评中也说：“在司法环节，其夫本来以故意伤害罪被捕，最高可判死刑，后来检察院却改为虐待罪，最高刑期只有七年。如此一来，本意是要保护家庭弱势一方的‘虐待罪’，却成为施暴者的保护伞。董珊珊案中，最令人痛心的不是施暴者的凶残，而是系统性的怠慢和姑息。从这一点上来说，董珊珊所留下的拷问，绝不仅限于家庭暴力领域。”

此外，陈亚亚也表示，之所以会发生董珊珊这类惨剧，也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把家庭暴力视为个人隐私或者家庭纠纷，而无视很多情节严重的家暴早已构成了犯罪，而这也正是导致家暴事件屡发的深层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