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人一样，是有生命力的肌体，没有哪一件器官是多余的。假若一个人跑到医院急头白脸地说：“我现在很烦这条腿，麻烦你给我切了去。”医生一定会认为这个人疯了。国家也一样，你是不能随心所欲想把哪儿切了就切了去的，如果你非要这样做，你就会像失去器官的人那样成为残疾——众所周知，人一旦残疾，会极大地影响生活质量，国家残疾所引起的后果比这个更为严重。

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现代政治哲学家不满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公元前四世纪提出的政府分类体系（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的设定，找到了新的方法，即：以“亚系统自治程度（多元化程度）”来区分不同的政府类型。我觉得这种方法或者说标准很好。

“方法”认为，每一个现代社会都包含着诸如宗教派别、大专院校、工会组织、工业企业、民间团体、政治党派和大众传媒等社会组织，即亚系统。亚系统的自治程度，比如它是否健全，是否拥有独自运作的条件，正是判断政府性质的标准。譬如，纳粹德国政府很少允许或根本没有亚系统的自治，正如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奇和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在极权主义社会，所有社会机构都得接受官方意识形态管制，亚系统事实上也就等于被取消了。以德国教会为例：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教会不得不屈从纳粹的激进理论，试图证明耶稣基督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而不是黑眼睛黑头发的犹太人。

而民主的或者说宪政的政府，则尊重亚系统高度的自治性，虽然所有社会团体都会受到法律的约束，但是一个宪政国家不会干预和取消这些团体，因为它相信这些团体的自治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归根结底是有利于社会的。这样，我们就看到美国的工会组织可以组织工人罢工而不必害怕政府报复，公民可以诅咒总统而不必担心被警察逮捕，学者可以尖锐地谈论国家政治问题而不必忧虑被主流社会驱逐……如果一个国家的亚系统处于健康活跃的状态，那么这个国家的生命系统必定是健康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亚系统被限制乃至于被取消，就像人被摘除了器官一样，行为受到限制，肌体遭到侵蚀，这个国家的生命系统必定是不健康的。

不幸的是我们恰巧就处在这种情境之中。

我经常用“取消民间社会”来概括这种情境——1949年以后，随着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建立，作为亚系统的社会组织（党派、宗教、社会团体、工会、农会、商会、媒体和出版机构）全部被取缔或者改造了，辽阔的大地之上只剩下了超级的政府力量。如果套用前面的比方，我们看到，一个强悍的家伙突然动了自残的念头，硬是把自己的一条大腿活生生切割去了，还信誓旦旦说“从此走向繁荣富强”，宣称要奔向“共产主义”。一条大腿都给卸了，能不流血吗？流了很多血，社会变得越来越羸弱，到最后只得用一条腿走路，“摸着石头过河”，十分的不易。摸了30年，河还是没过去，水却越来越深，真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事情。你当初要是别自残呢？你要是留着那条腿呢？不是有力量得多么？你不就过河了么？

唉！这就叫一步错，步步错，没办法的事情。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谈到社会状态时，使用了“开放关系”和“封闭关系”的概念：“不论共同关系还是联合关系，一种社会关系如果在它的秩序体系内，不拒绝任何希望参与的人进行参与的，被称为‘开放关系’。相反，一种社会关系如果拒绝局外人，只顾根据它的主观意志制定约束规则，限制和排除某些人的参与，那么，这种社会关系就将被称为‘封闭关系’。”（马克斯·韦伯：《科学论文集》）

这让我想起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概念，我想它们的意指是一样的。拒斥人参与的社会必定是封闭社会，封闭社会必定是权力横行的社会，我们今天痛苦地经验到的现实，全部渊源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拒斥，而后者——用比喻的话说——正是那条被卸掉的大腿。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