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生－黑色的父亲》节目预告

1955年，上海318多名热血的年轻人，响应党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奔赴铜川三里洞国营煤矿。
一群人的一生从此改变，他们在井下工作30年，奉献了青春、血汗、甚至是生命，如今50年过去，三里洞煤矿区由于计划经济的覆灭而倒闭，而这318名上海人，只剩下几十个还活着，都已年近八旬，除了衰老、贫穷和职业病，他们一无所有。
几十年后，他们的价值以遗忘的方式被否定，他们的下一代仍然没有希望，只能留在那衰落的城市里，遥望繁华的、视他们为“乡下人”的家乡。但是这群老人，我们的“黑色的父辈”们，却不为他们当初的选择而抱怨，他们的沉重与豁达、光荣与失落，都深深的埋藏在他们不屈尊严的灵魂当中。

《冷暖人生》节目组，深入三里洞煤矿，回顾这横亘50年的时代沧桑，带您走进这群永远不该被遗忘的老人。

冷暖人生——《黑色的父亲》

一座被遗弃的矿山，一份远去的辉煌，从大上海到大西北，五十年的井下人生，陈晓楠独家探访三里洞煤矿，对话被历史淡忘的煤炭老工人们——黑色的父亲。

林鑫：看见罐笼上来了，一群一群的工人上来全部是满身满脸全部是黑的，就是除了眼白是白的，牙齿是白的，整个是黑的，根本就认不出来

陈晓楠：一下认不出哪个是你爸爸

林鑫：我在那儿瞅啊瞅瞅看，一个人一个人过。我静静的眼睛盯着，生怕漏过，我认不出来任何一个人，就看见人流，在我眼前哗哗哗走过，最后都不知道走了有多少人，后来有一个人在人群中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走吧。”我知道了，那是我的爸爸。

陈晓楠：一等功，有奖状吗？

葛登发：她说的是啥？

葛妻：立功，一等功

葛登发：我听不见

葛妻：他听不见 听不见

葛登发：我的耳朵在井下放炮震坏了

陈晓楠：刚刚在画面当中向我们走来的这位老人叫葛登发，他是中国陕西铜川市三里洞矿的一名老矿工。对当地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葛登发可曾经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他们印象里，葛登发是个大英雄。葛登发其实并不是一个道地的西北汉子，实际上到如今他仍然操着一口有点变了味的上海口音，在铜川市的三里洞矿，葛登发一共有三百多名来自大上海的兄弟。在1955年为了响应全国支持“大三线”的号召，葛登发和另外317名上海工人，他们主动报名，他们戴上了大红花，登上了列车，来到了一个叫铜川的，据说在地图上也找不到是哪里的地方。他们在井下一干就是半个世纪，如今这三百多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落叶归根，对大部分人来讲，那个故乡、那个大上海，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回忆。当然，更何况，他们当中其实也有不少人，已然把生命留在了这片土地。

葛登发1931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初期在华东建筑公司做了一名建筑工人，那时年轻的他，看中了邻居家的一位乡下来的小保姆，而这个叫刘美娣的姑娘，也喜欢上了高大勇武的葛登发，那是那个年代很少有的自由恋爱。

葛妻：他有力气，他在上海建筑公司的时候，光扛水泥， 就是洋灰，一次你说他能背几包，你猜猜，一次就背五袋。

两个相爱的人很快结婚了。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此时的大上海正经历私有制向计划经济转化人口过剩、百业待兴，这一年年底的一天，葛登发和工友们忽然被领导叫去参加一个动员大会，这其中包括22岁的姚洪昌、24岁的罗世俊、28岁的陆荣初和年仅20岁的周寿根。

陆荣初：国家建设正需要人才嘛，刚刚建立了铜川矿务局，正在建设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第一个现代化的矿井，就是三里洞煤矿，将来都是机械化、现代化的矿井，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罗世俊：国家最需要的那是重工业，需要煤炭，我们感觉到到重要的地方去，人光彩嘛，给国家做贡献嘛，越远越光荣，越艰苦越光荣。

就这样，铜川、三里洞、大西北、煤炭、重工业这些名词，第一次进入到这些20出头

正在为新中国的建设而欢欣鼓舞的上海建筑工人耳中，也扎根在他们心里，大家全部踊跃报名，有些人甚至不顾家人的反对。

周寿根：报了700多人，挑了318个人，有的没有叫来的还哭了

罗世俊：我老岳母不叫我来，哭着不叫来，我说你放心，现在共产党领导，那好得很，不会骗人

周寿根：家里人我外婆不愿意，20岁的娃到那么远，那个地方都知道冷嘛，她说那么冷

建国之初，国家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重工业基地，出于国防需要，当时的重工业基地都设在东北 、西北和西南地区，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工人大迁移，就成为大势所趋，像上海这样人口众多，产业工人基础最为雄厚的大城市，自然成为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桥头堡。1955年12月18日，318名上海建筑工人，带着骄傲与憧憬，被欢送到上海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大西北的列车。

周寿根：副市长在前面，直接送到火车站，然后敲锣打鼓地都在迎接，去了以后好好干，干一番事业，不要给上海人丢脸。

318人包了三节车箱，踏上了那遥远而陌生的旅程，年轻的人们一路欢腾，兴奋到半夜才睡着，然而随着列车进入大西北，他们的自豪和喜悦却渐渐地冷却了下来。

周寿根：到陕西进来的时候，那都不行了，看到山上那个窑洞里面，窑洞门口站的人，哎呦，那像个原始社会，在上海根本就没有看见什么窑洞。

列车到达铜川，这些上海来的工人，都被这想象中的现代化煤矿的，荒凉现实所震惊。

罗世俊：来的时候铜川是一道沟，啥都没有，那火车站都草蓬蓬

周寿根：运煤的那些工具，根本就没有什么卡车、汽车，都是马车，一出去走上一圈，那个人的鼻子里都是黑的。

在作为临时集体宿舍的土窑洞里住下几天后，这318名上海工人就开始被安排上岗培训。培训的地点，就是深入地下百米的煤层。

周寿根：打听一下老工人说的，你们来干啥吗，这么大城市，你们来下煤窑、挖煤去，一听说挖煤，那心里好像一冷，原来是搞建筑的，在高空，结果挖煤，真是下十八层地狱。

罗世俊：头一次下去害怕，罐笼放得快了，心里往上一提，难受得要命，害怕绳子断了，又想想 断了也不要紧，人家是重工业嘛，为国家，它不可能断。

陈晓楠：铜川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在这儿开了矿，这个城市才开始渐渐地形成。如今它也是个不大的城市，这个城市里只有两条主马路，一条叫一马路，一条叫二马路，而且他们说，这个城市里全部都是丁字路口，根本没有十字路口，这里有很多的外乡人。当年全国各地的热血澎湃的青年们，他们志愿到这里来，参加大西北的建设，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乡音。即便是现在，如果你在马路上随便拉住一个人问，他多半也是曾经的外乡人，很少有道道地地的铜川人，这个城市很多的回忆都和煤炭有关。他们说在几年前，你在这个城市里出去走上一圈，白色的衬衫的领子上，一定会有黑黑的一道痕。煤炭，是铜川的主题词。

1957年7月1日，由前苏联专家设计的中国西北第一座现代化煤矿，三里洞煤矿，在铜川建成，从上海支边来的318名建筑工人，经过一年多的实地培训，开始正式在三里洞上岗。姚洪昌开绞车，周寿根做电工，葛登发、罗世俊和陆荣初，都在井下一线采煤。

陆荣初：好，开始采了。没机械化，人工采，打眼，放炮，爆破煤

罗世俊：害怕放炮，害怕，那巷道这么低，趴着拉窑车，那灰尘大得很，一抓都是灰，你看，咱两个说话是吧，你要不说话，不知道是你，光看一个眼睛、嘴，啥都看不见，脸上都一层黑

周寿根：在井下，弯着腰，跪到地下，膝盖跪到地下，真正挖煤的那可怜得很，一跪就是一天呢。八个小时，说八个小时，煤矿工人连换衣服连上来洗澡，连路上走，最起码得十二个小时，甚至于都得十七八个小时。

虽然工作条件很艰苦，但在计划经济时代，煤矿工人毕竟属于保障供应的人群，工作稳定下来以后，这些上海矿工的家属，也纷纷来到铜川和丈夫团聚。在上海没有成家的，姚洪昌和周寿根也借着探亲假的时间，回老家寻了一门亲事。正当大家准备扎根西北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意外却震惊了每一个人。

1957年7月13日，刚投产十二天的三里洞煤矿就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由于提煤绞车操作失误，导致钢丝绳松动，三吨重的煤斗下坠到百米深的井底，井下一名开水泵的名叫戚国其的工人当场身亡，而这个戚国其正是318名上海工人中的一个。

周寿根：（戚国其）一看表，离交班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他又下去了，刚走了一半，上面提煤的机斗钢丝绳断了，断了以后机斗就下去，刚好砸到中间，把人拉出来，大罗马手表还走着呢。

事故一发生，在上海矿工们中身材最魁梧、性情最勇猛的葛登发，就第一个冲到井下，在快要顶深的积水中，奋战十六个小时，试图救出戚国其。

葛登发：水在这个地方，结果扒出来的时候，头没在水底下，把一张皮子拿出来，拉出来身子，沾得浑身，很臭的，上来以后，弄口酒喝一喝，光剩皮了那是，压扁了，就是这样。

这是三里洞煤矿，第一起死亡事故，戚国其的死深深震撼了同来的上海工人们，一些人甚至连夜逃回了上海。

周寿根：跑了六七个吧，都是夜里走的，那些带的行李卷都不要，都直接走人。

陆荣初：走了一些，你跑回去了，户口呢，到哪儿去办呢，到上海去的，多少年都没户口，流浪，上海流浪。

时间到了1958年，“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号角，让三里矿煤矿的采煤任务骤然升温，由于规定了硬性的采煤量指标，井下工人经常出现“三班见面”的情况，在最紧张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妇女儿童都下井运煤的情景。

陈晓楠：为什么任务这么重啊？

陆荣初：由于在1960年苏联逼债，“大炼钢铁”，那时人都是那么个干法，不是光你煤矿那么干法

周寿根：工作衣啊都能拧出来水，一拧以后那汗水都往下流，到第二天换衣服的时候，下井的时候，那衣服都是冰冰的穿到身上，龇牙咧嘴

葛登发：“大炼钢铁”的时候，煤紧张的时候，饭都吃不到嘴，我脚打了三回石膏，歇一个阶段就下井，自己把石膏去掉，走路的话，走走，一瘸一瘸的那就好了，就下井了

罗世俊：哦，我在井下连着，干了几天几夜都没上来，血糖低，懂不懂，血糖低了以后头就昏了，我老婆看我来矿上来井口，几天几夜都没回来了，到了井口去接我，上来，我路走不成了

陆荣初：抓紧时间，一吃一喝抓紧时间要睡觉。窑洞里面潮湿，臭虫就跟黄豆那么大，被子一掀，好家伙，爬满。

从1958年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却是三里洞最辉煌的时候，矿工们流血流汗，终于换来了连年增长的产煤量，在热火朝天的矿山上争出煤、争当标兵，已然成为风尚，陆荣初被提拔为生产矿长，罗世俊和葛登发，更是年年被评为生产标兵，然而，随着煤产量一起增长的，是越来越多的伤亡事故。

罗世俊：这么大一块石头，这么厚，从我头上擦了一下，擦了以后白眼珠都没有了，白眼珠都让血盖住了，人家把我运上井，我心里可难受，砸得头都懵掉了，你感觉到啥，马上就要死，人就一口气嘛，气不来就完了。

年纪最小的周寿根，这时也被提拔为电工班长，为了急于表现，他在井下脱去水靴，赤足趟入水中抢修电缆，结果被380伏的高压电击中。

周寿根：开外挂运输机的司机说，呀，那家伙干啥呢，怎么倒到水坑里了，他一扶我一看，那个嘴里出白沫，舌头咬得肿得这么大，人工呼吸，概有半个小时吧，结果我醒了，醒了以后我说你们干啥了吗，你干啥呢，我说我好像在看电影刚回来，你还看电影回来，你都捡了一条命。

这时身为生产矿长的陆荣初，除了抓生产，更要处理各种事故。一次下班返家途中，他甚至骑车的时候就睡着了，倒在路上，被过路的拖拉机压断了肋骨。

陆荣初：1960 1961年出煤也多，死人也多，一月（死）一个，一月（死）一个，到最后一个月没有（死），第二个月（死）两个。

虽然伤亡事故猛增，但上面压下来的产煤任务却越发紧迫

陆荣初：明天死了给你开追悼会，就在矿上经常在会上说这个事，死了给你开追悼会，你必须得下井抓煤。一下去几百人，几百人出上一个事故那算什么，把他一个人放到太平房里，门一锁，算球，那不严，老鼠钻空子，有些把鼻子啃一块，把下巴底下啃一块，最后咋交代啊，在医院里面在这里用胶布一粘，开个追悼会，跟自然做斗争嘛，难免，对不对，那是学“老三篇”嘛，翻过来倒过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死嘛，比泰山还重嘛，那整天都学的嘛。

周寿根：煤矿上的家属，哎呀，你一出门，她就提心吊胆了，等到工人回到家以后，才安下这个心，一看到通讯员到家里来，本来不是这事，她都感到好像头大了，是不是出啥事了，常年都是这样，你看矿领导吧，反正也是一样，家里安个电话，只要电话铃一响，哎呀，完了，完了，他都先说完了，人都是提心吊胆，煤矿上就是这样。

陈晓楠：您好，葛伯伯，睡觉呢，每天都干什么？

葛妻：你现在干啥？现在洗洗衣服，他是自己洗，纳个鞋底，他会做鞋，会做针线活，他们裤子坏了拿来，他给他们缝缝补补，他会铰花、刻字、刻画。

陈晓楠：这是什么时候剪的？

葛登发：我自己刻出来的，自己刻出来的，是我自己弄出来的。

葛登发一直在井下一线干到退休，四十年前，在三里洞煤矿最辉煌的岁月，他可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葛妻：反正底下一冒顶了，然后广播喇叭就喊，葛登发，赶快到矿上来，矿上出事了，这下子他骑个车子就去了

葛登发：就是那，扒人的时候就在底下十四个小时，最少的八个小时到七个小时，扒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最起码现在算起来的话，要到十个以上。

在铜川，甚至是邻矿发生塌方事故，葛登发都会第一个冲下井去救人，他背靠立柱，头顶巨石，让遇险工人从自己，身躯撑起来的空隙中通过的形象，成为当年矿工报上的头版头条。

葛登发：三矿大冒顶，我人后头背着一根柱子，顶住了，把人弄出来。我手托着一块石头，托一块顶板，头顶住，这样子顶住它，顶了多长时间，处理的话，是一个多小时，你一直顶着，哦，一个多小时，哦。

葛登发的辉煌永远地留在了1960年代。1966年后，他被提拔矿“革委会”副主任，在当年冬天铜川街头的大游行中，他光着脊梁一个人，敲一面十围大鼓的威风形象，也一直被当地的孩子们津津乐道。

葛登发：我扒出来的人，现在数也数不清，因为啥，人年轻、胆子大、有勇气，为了党的事业我已经把命撂了。

陈晓楠：我身后这一片老旧的房子，在五十年前曾经是，铜川矿工们所住的宿舍，如今，五十年之后，仍旧有一批老矿工和他们的子女住在这里，当年在建的时候，这些房子依这个坡度一级一级，一层一层地这样建上去，很有当地的特色，看起来也像是这城市里，一道别致的风景，不过如今，在这五十年间，房子旧了，而且在里面，大大小小的，参差错落的加盖了很多的小房子，把这儿变得像个八卦阵，也像个迷宫，可能它更像这个城市里的一块活化石。

经过六十年代的辉煌，三里洞煤矿，在七八十年代渐渐沉寂。1980年代后期，这些上海老工人们陆续退休，此时，长年的艰辛劳动，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在退休前一年，林鑫的父亲朱永生因食道癌去世。

林鑫：我爸病重住院的时候，在矿上借了五百块钱吧，后来了，我爸去世以后，矿上派人来要。我爸二十来岁，就从上海支援大西北建设，他干了整整一生，到他死，还欠你们五百块钱。

当林鑫为父亲的债务发愁时，姚洪昌却在为好友的身后事伤怀，他刚来铜川时，同宿舍的好友陶明祥，早年间因为一次瓦斯事故牺牲。姚洪昌退休后，陶明祥的两个儿子要回南方老家，临走前，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父亲的坟墓了。

姚洪昌：就是山上的石矸落下来，把他埋住了 ，埋住以后再也找不到了。我很生气，我说你爸好家伙，为了你们跑到大西北来，死了以后，你们那么大了，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你弟兄两个谁都不知道，叫我说了一顿，说得他们也哭了，他们也哭了，我说你们从良心上能不能立得过去，当时我自己也掉泪了，最后也没办法，也找不到了，他们弟兄俩就都回去了。所以他爸现在死了，现在究竟尸体在哪儿，骨头在哪儿也找不到了。

1990年代，煤炭工业日渐萧条，而铜川的煤炭资源也日渐枯竭。2003年，三里洞这座承载着无数辉煌与荣耀的西北第一座现代化矿山宣告破产。

陆荣初：亏钱，亏本亏得厉害，后来就自动破产卸包袱，养活不起这些退休工人了，养活不起这些转劳保的工伤，养活不起嘛，把大包袱卸了，破产了。

由于煤炭是铜川的支柱产业，矿山破产后，其他企业也纷纷倒闭。上海老矿工们的子女，大多数在这些企业上班，现在他们也纷纷被买断了工龄，下岗回家。根据国家出台的政策，

上海支援大西北的老工人们，退休后可以返乡，但只解决老夫妻两个人的户口，与家乡早已疏离了五十年的老人们，又一次面临选择。

姚洪昌：太复杂了，确实太复杂了，光我老两口户口能回去，你子女户口解决不了，还是不顶啥用，你在那里，孩子在铜川，他们不想父母啊，再者，作为老的来说，不想自己的娃，那也想自己的娃，所以这样在万不得已，考虑一下，算了，反正哪里黄土都埋人，算了吧。

陆荣初：还有啥根不根的，周总理要根不要根，刘少奇要根不要根，陈毅要根不要根，他骨灰都洒了，都洒到江河里去了，人家也是人，人家是国家领导人嘛，对吧？有领导带头，我们平民百姓死到哪儿都行，归啥根，没啥根，现在就是，这把骨头就留到铜川了，哪里也不去了。

陆荣初今年80岁了，当年他把分给自己的矿长楼，让给牺牲的矿工家属，自己一直住在个人盖得几间平房里，现在房子面临拆迁，门前不远已是一片废墟。76岁的葛登发，职业病最为严重，双耳几乎失聪，严重哮喘，如今他生活了五十年的老房子，也面临拆迁了。     陈晓楠：不想上海了？

葛妻：不想了，不想了，人家都有钱，人家看不起我们

陈晓楠：怎么看不起呢？

葛妻：我们没有钱嘛，我们穷嘛

陈晓楠：你能感觉出来？

葛妻：我感觉出来，他也感觉出来了，乡下的人，都说我们是乡下的

陈晓楠：你没跟人说我们原来就是这儿的？

葛妻：知道知道，反正你们是乡下来的

由于始终在一线采煤，又年年先进，罗世俊住进了矿上的标兵大楼，现在76岁的他和已经脑萎缩的老伴相依为命。

罗世俊：大脑收缩，到现在八年了，八年我受的罪也不少，我都不敢离开一天。你看她脑子不够用，有时候把窗户开了，把被子往下扔。小衣服我都给她洗洗，我烧给她吃，服侍她，伺候她，八年，这八年还不如我下煤窑高兴。

陈晓楠：三里洞煤矿是在1957年7月1号的时候正式地投产，当年它是西北第一个现代化的煤矿，曾经相当的辉煌。五十年间，它作出了它应做的贡献，在2003年的时候正式宣告破产。当年喧腾热闹的场面，当年那些热火朝天的干劲，当年劳模标兵们的口号，很多矿工他们的泪水、汗水、欢笑，一切一切的故事都随之沉寂。而当年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几万名矿工，他们从年轻的小伙子已经变成了耄耋老人。也许随着他们一个一个地离开我们，这一页真的就将被彻底地翻过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