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这光辉的足迹

——随中央电视台记者拍摄《烽火护宝》纪实

冯玉玺

2005年7月3日至8日，我应中央电视台记者张世君、杨晓飞同志之邀，与他们一起访问了我的故乡——洪洞县明姜镇的兴旺峪、井子峪、郭家节、南山底及广胜寺等地。

这一带村庄，都在霍山的脚下。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始终是我晋冀鲁豫边区太岳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是原赵城县(现为洪洞县)人民抗日斗争的根据地。中央电视台记者这次来访，是要拍摄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人民，在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领导下，从日本侵略者的眼皮底下抢救国家一级文物——《赵城金藏》的光辉业绩，以便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奉献给全国人民。我之所以被邀作向导，一是因为在1982年8月，我与我的哥哥冯玉璋，曾把我家保存了40年的两卷《赵城金藏》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二是我对这一情况略有所了解。

一场“闪电式的胜利总体战”

抢救《赵城金藏》的事，发生在1942年4月25日夜晚。组织、领导、指导这一战斗的原中共赵城县委书记吴辰、县长杨泽生、公安局长刘骞同志把这场斗争称之为一场“闪电式的胜利总体战”。其经过是这样：

《赵城金藏》是刻成于金代的罕世孤本，国家一级文物，中华民族的稀世瑰珍。八百多年来，它一直存放在广胜寺内。1938年春，日寇侵占我洪洞、赵城后，当时广胜寺的主持和尚力空法师，唯恐宝经有失，便把它移藏于飞虹塔内，并封死了塔门，不再向游人开放。1942年春，日寇搞“强化治安”，把魔爪伸到广胜寺附近，在离广胜寺只有两公里的道觉镇建了据点，并派来了所谓“东方文化考察团”，声言要在农历三月十八广胜寺庙会期间登塔游览。

“敌人登塔游览，这《赵城金藏》不就有被抢走的危险吗？”力空法师十分着急。

“去找共产党，找抗日政府！”焦急万分的力空法师，便顺着山下的崎岖小路奔波15公里，亲自来到兴旺峪找抗日政府的县长杨泽生同志。

“这还得了！”杨县长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他一边安慰力空法师，要他不要着急，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绝不会让敌人把经抢走；一边向县委书记吴辰同志作了紧急汇报，并提出了抢运《赵城金藏》的建议。

吴辰书记更为重视。他立即召开县委会议，研究对策，同时向太岳二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史键同志作了请示报告。很快便接到史键同志的批示。

批示说：“经请示研究，决定抢运《赵城金藏》，由县委组织完成。”并指出：“这部经很宝贵，很有价值，绝不能落于敌人之手，一定要在敌人登塔之前把它抢运出来。”又说，军分区派一个连的正规部队，　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根据上级的指示，县委立即组成了以县长杨泽生为组长、游击大队长徐生芳、公安局长刘骞参加的指导组，并于4月25日晚(离三月十八庙会还有七天)进行抢运。

杨泽生坐阵郭家节全面指挥，徐生芳和军分区部队的领导同志带领部队担任警戒，刘骞率领从党政机关和根据地各村挑选出来的党员、群众120余人登塔抢运。经过一夜的战斗，4300多卷《赵城金藏》便从敌人的眼皮底下抢救出来，并安全地送到了后方。

这部宝经，后来又几经转移、保存，全国解放后运进北京图书馆，成为国家图书馆的一部镇馆之宝。

从那时以来，全国各大媒体，对八路军和原赵城县党政军民的这一光辉壮举多有报道。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再次颂扬这一光辉业绩，对发扬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无疑，会有重大教育意义。

六上广胜寺

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这一活动，受到各有关单位的支持。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公司领导同志，得知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来采访，并邀我参与活动，立即作出决定，除支持我参与外，并派熟悉情况的编刊室主任王介平同志全程陪同，又派出专车，供记者使用。

中共临汾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按照拍摄工作的需要作了全面安排，并由新闻办公室主任周晓文同志全面负责。

7月3日中午，按照市委宣传部的安排，我们一行6人(我的一个孩子跟着照顾我)住进了临汾八一宾馆。下午，记者同志就登上广胜寺上寺，了解情况，作拍摄准备。

广胜寺在洪洞县城东北15公里的霍山南端，是一处风景优美，人文景点丰富的旅游圣地。分上下两寺。下寺，高大的佛殿、水神庙，雄伟壮观。水神庙内的明代壁画，是祖国少有的珍品。清澈透底的霍泉水，从山下涌出，浇灌着几十万亩粮田，可说是人民群众的生命泉。

上寺，松柏满山，郁郁葱葱，美丽的七彩琉璃宝塔，高耸于霍山之巅，显得十分壮观。

这地方，可说是《赵城金藏》的诞生地之一。据传，《赵城金藏》前面的“释迦说法图”和“赵城金藏”四个大字，就是在这里刻制的。这事虽尚待考证，但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存放在这里，则是千真万确。不然，怎会叫《赵城金藏》呢？

来到上寺，登高远望，联系那时的敌情，可知当年抢救《赵城金藏》之艰难。

那时这里的敌情十分严峻。

除在广胜寺西北20公里的赵城县城，西南15公里的洪洞县城、东南20公里的安泽县城驻有敌人的重兵外，正西10公里的明姜镇、正南7公里的苏堡镇都有敌人据点。而最近的一处据点，竟设在离广胜寺只有两公里的道觉镇，而且在它北边的桥子上，东南的茶房儿上，还有两处碉堡。广胜寺的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监控之下。从这里把4300多卷《赵城金藏》抢运出去，无异于虎口拔牙。

然而，由于指挥者的周密细致，八路军、游击队指战员和抢运人员的高度责任心，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我们竟不废一枪一弹，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拍摄工作，从7月4日开始。

为了把存放宝经的琉璃宝塔和弥陀殿展现于观众面前，临汾电视台的同志们把他们长达十余米的摇臂式摄像架拉上山来，协助中央电视台记者拍摄了整整一个下午。

5日拍摄弥陀殿内的藏经柜。我和我的老战友苏雄同志作了介绍。

6日，对藏放“金藏”的飞虹宝塔内进行了详细地拍摄。

7日，记者发现为保护《赵城金藏》建立了卓著功勋的力空法师的遗像和他生前的住处还没摄入镜头，又专程上山补拍了一次。

8日，在返回太原前，记者对某些镜头感到不够理想，又作了一次补拍。

从开始到结束，共登上广胜寺六次。

广胜寺文管所的谢宝珠所长、段建凤副所长为拍摄工作提供了一切方便。

拍摄运筹帷幄的地方

7月7日，我们在中共洪洞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柴虎成同志的陪同下，来到霍山怀抱中的兴旺峪村。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赵城县委和抗日县政府所在的地方，是赵城县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是抢救　《赵城金藏》运筹帷幄的地方。力空法师徒步15公里，就是在这里向杨泽生县长汇报情况的。

“杨县长办公的地方在哪里？”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多次来过这里，对这地方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　然而60年后的今天，这里的情况大变了：当年常走的崎岖小路，被开阔、笔直的柏油路所代替；那层层叠叠的小土屋，很多已建成了砖瓦房，我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我知道，我领你们去！”我们正在打问，一位热心的老人走来了。他叫张宝运，今年78岁。他领着我们爬了几道坡，走进一个土山沟。这沟既窄又陡，两边长满了树木，沟北边的土崖下，是一层一层的小房院。顺着土山沟往上爬了约300米，来到南山坡顶上的一处房院前。

“这就是杨县长当年办公的地方！”

大家抬头一看，在一个座北朝南的小土崖上，有三孔土窑洞，窑洞的门面早已塌落，留下三个黑土洞；院子里长满了树木，成了一个果树园。

村子里的许多男女老少，纷纷跑来看热闹，一位86岁高龄的老人也拄着拐棍、戴着草帽跑来了。他叫高继贤，当过八路军，打过日本鬼子，曾是我决死42团的战士，现在享受着老八路的待遇。老人很热情，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情形。

“你知道当年抢运《赵城金藏》的事情吗？”记者问。

“我知道，我知道，我还参加过运经哩！运经的牲口就是从我们这村走的！”

从他的谈论中，人们得知：那天晚上杨泽生县长从郭家节转运《赵城金藏》，是从石门峪上的山，不是走的井子峪。因为那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我们往太岳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只能爬霍山走，而霍山能走牲口的路，只有井子峪和石门峪两条。从井子峪过山，近些，但翻过40里的大山，有一处地方叫槐树，比较危险，驻安泽县城的鬼子兵，不断在那里偷袭我们。从石门峪走，虽远些，但比较安全。杨县长他们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选择了这条路。

拍摄杨县长的办公处，是比较困难的。临汾电视台同志们拉来的摇臂式摄像架上不了山，是村子里的年轻人和电视台的同志们一节一节的扛上山，又组装起来，才完成拍摄任务的。

张宝运老人，还领着记者拍摄了吴辰书记、刘骞局长当年办公的地方。

杨县长的指挥所

抢运《赵城金藏》的那天晚上，杨县长的指挥所，设在郭家节村，离广胜寺5公里。是这村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何庆锁、何小贝领着我们来到杨县长当年指挥战斗的小窑洞的。

据了解，杨县长在这里进行了下边几项工作：第一，指挥部队包围道觉镇的敌人据点，封锁了西、南两个方向的道路，命令部队隐蔽前进，不能惊动敌人，任务主要是掩护；又派一支部队和民兵深入敌占区活动，并让韩家庄、板塌两村的群众给敌人送情报，说八路军在下边活动，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第二，对参加抢运《赵城金藏》的干部群众作深入动员，说明抢运宝经的重要意义，讲明敌情，要大家：一要小心谨慎，分成组，拉开距离走，不要惊动敌人；二要沉住气，不要怕，前边有部队掩护；三是如遇敌人追击，一定要保护好宝经，人在经在，绝不能丢了经，自己跑掉；四是如真的打起来，山下不能走，就从山上抄小路把经直接送到后方去。第三，组织驮运队向后方转运。决定宝经一到就立即装驮运走，随到随运。第四，组织郭家节的干部群众为抢救宝经的同志准备开水、食物，为驮运的牲口准备好草料。

据杨县长后来在一次电视谈话中说：那一夜，抢运宝经的同志们可辛苦啦！有的人一连跑了两三趟；有的人把包袱磨破了，就脱下衣服抱着走；有的人把鞋子跑掉了，就光着脚走，大家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重走“运经路”

从广胜寺到郭家节，只有一条沿山小路，崎岖难行。那天晚上抢运《赵城金藏》的人，就是从这条小路上来回奔跑的。

为了重现当年“运经”的艰难，记者同志很希望我能与他们一起重走一遍。

说实在的，那条路早已没有了。当年一家一户种庄稼，人们非常爱护土地，路只能顺着山根弯弯曲曲地走，既费力，又费时；解放后发展生产，村村大修路，村与村都用宽阔、笔直的路连起来，有的还修了柏油路，谁还走那些小路呢？

为了拍摄当年“运经”的情况，我同记者一起，重走了我们村南的一段小路(我们村叫南山底，是抢运宝经的必经之路)。

出了村往南走，不要说小路，当年的路基也不见了，我竟走进了一家的房院里出不来了。原来那一段路早已成了一家人的房院，我真有些摸不着头脑，甚至连方向也弄不清了。

“你是狗家吗？在干什么？”正在这时，从远处走来一位老人，我粗看像他，细看又有些不像(因他的牙齿已脱落)，便大声问了一句。

“哥！你回来啦！”

真的，我问对了，他就是狗家，大名叫姬志明。

“请快帮我找找原来的路，我要走走看！”

他迅速放下手里的东西，扶着我走上了原来的小路。

“啊，这真是原来的路！”我小时候，几乎天天走，经常走，能认得出来。但它早已被废弃，有的地段被水冲断，许多地段荆棘丛生，实在无法行走了。幸好有他扶着我，还有我的孩子招呼着，我才走了一段路。然而，约300米的路，我们走了半个小时。记者同志还不满足，又请那位老人重走了一遍。

拍摄“藏经”的山洞

对我和我哥哥献经的事，记者同志很重视。来到我们村——南山底，当年我父亲拾经的地方，我母亲供奉的地方，我哥哥保存的地方，北京图书馆和省文物局同志来我家拿经的地方，都一一拍摄，而且反复多次，稍有点声光、图像不佳，就重新拍摄，有的多达三次。

有趣的是，记者同志们一定要到当年为躲避日寇袭击，我一家人背着佛经在深山躲藏的地方拍摄。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一带村庄，因离敌人近(不到5公里)，又不应付日本人，所以经常遭受鬼子袭击、扫荡，而且鬼子一来，就搞“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抢不走就烧，因此人人都经常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家家搞“空室清野”，晚上，村子里成了无人区，人们都躲藏在深山里，山洞里。

我家躲藏的地方，在高山上，在石缝里。

在高山上挖的土窑洞，离我家约三华里。从我家往土窑洞走，一出门就得爬三、四百米高的山坡，那坡陡得人们站不住脚。那石缝，则是悬崖峭壁中的一座小寺院——洪崖寺。平日里，我一家人晚上住在土窑洞里，情况一紧，就转移到寺院里。两卷《赵城金藏》，全家人当作“护身符”经常轮流背在身上，走到哪里就背到哪里。

7月6日中午，大伏天，气温高达36度，记者张世君、杨晓飞和我们的王介平同志上山了。我因爬不上去，由我的外甥刘玉昌、侄儿冯克俊陪着去。他们扛着笨重的摄像机和其他摄像器材，一边爬，一边拍摄，先爬上土窑洞，又爬到石山缝。当他们来到洪崖寺的时候，已是人人大汗淋漓，个个气喘嘘嘘。幸好洪崖寺的天然矿泉水，为他们消了消暑，降了降温。

新闻记者的辛苦，我深有感受，摄影记者、特别是摄像记者的辛苦，这次我也感受到了。

老年人痛斥日本侵略者

这次摄像，不管来到哪个村，一说起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一说起抢救《赵城金藏》的胜利，老人们就思想活跃，心情激动；一说起日本侵略者，就人人痛恨，义愤填膺。兴旺峪86岁高龄的高继贤老人说：那些鬼子兵真狠毒，头一次来我们村就杀死了两对夫妻，又一次来，在一棵树下就杀死了七人。郭家节村的何庆锁、何小贝两位老人计算了一下，他们村先后被日本鬼子杀死了七人。70岁左右的老人石柱子，一次敌人扫荡，他老伴患病走不动，他在家照顾着，没躲走，鬼子来后把他家的门窗点着用火烧，他跑了出来，鬼子用刺刀硬逼着他回去，与老伴一起被活活烧死。有60岁以上的两位老人叫日本鬼子抓住，在村边用刺刀捅死。离他们村不远的贾家山，有一位30多岁的妇女患精神病，她衣服破烂，不省人事，日本鬼子把她的头割下来，血淋淋提了5里路，放在郭家节的村边上。

南山底村的老人们开了个座谈会，许多年轻人和儿童也参加了。有四位老人发了言。80岁高龄的刘黑女说：“因怕日本人，我17岁嫁到这村来(她家在敌占区)，不想这里更难活，鬼子兵一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村的羊全被烧死了，能烧的东西烧光了。人经常躲藏在山上，谁也睡不上个安稳觉。”79岁的申竹花也说：“我也是因躲日本人，16岁嫁到这村里(她家也在敌战区)。日本鬼子在的那些年，谁敢在家里睡觉！山沟里，石头滩，经常睡在荒野里。”

老人们的回忆，对青年人和孩子们是个很好的教育，使他们知道了战争年代的苦，知道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

在我已82岁高龄，特别是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能回到离开60多年的故乡，重温抗日战争时期的苦难，使我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我虽已年老，但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告诉给我们的后代，告诉给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一定要建设好我们的祖国，绝不让侵略者再来糟害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