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匠”的呓语
    ——就“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一文和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商榷
                      ·听雨楼主·

                      
                         引   子

     我的一位叔父去世距今已整整25年了，他是一位手工业出身的民间艺术家，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不管是识文断字或是艺术修养，都靠自学。他从自身体验总结出一些人生哲理，我以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他讲：“教书匠”这个行业，只会说，不会作，是“耍嘴皮子”的。话虽不好听，但却道破了教师行业的软肋！从中国教师行业的老祖宗孔夫子开始，就主张“述而不作”，是比较轻视社会实践的，也是比较固执的，为了他的理论，甚至“明知不可而为之”，所以历来由说教成大事者寥寥无几。

     在网上看到陈志武先生的一番宏论后，脑子里不知怎得就一下子显示出了叔父的“实践”论。因而试就先生的一些论点，谈点自已的意见，以为商榷！

    （一）、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1］、陈先生在答记者采访中，对西方社会制度，准确的说是欧美主流社会制度，充满崇敬之情，作为一个“西方学者”，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要求所有国家、地区都向这种制度看齐，却是不实现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各自情况不同。正如美国是最好的，美国的代表——总统——是美国人人所想往的，但陈先生为什么不去当总统而仅仅作个教授呢？这就是个体情况的不同，条件的不同，不可能人人都是总统。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也因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不可能是一个模子，正如先生所言，连日本、韩国、菲律宾都不够好，何况他乎！

  ［2］、我以为，在当今世界，要能理解三种文化的内涵，才能较少犯主观错误，一是基督文化，一是伊斯兰文化，一是儒文化。它们各自浸泡出来的人，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不懂得这一点，就会好心办坏事，如布什总统在伊拉克推行“美式民主”的结局，就是一个现实事例。
   
  ［3］、伊斯兰文化和本文牵涉较少，这里就略去不谈。先说说基督文化中的跷楚者——美国，它的制度，它的民主，它的三权分立架构等等，都是最好的，最优秀的。但是形成这样一个结构，有一点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形成它的历史条件。美国13州起义胜利后，基本上是“州自为政”的，经过近十几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才谈出了一个合众国。它是在最大限度照顾各州利益，最大限度制约联邦政府基础上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政治问责制，试问世界上还有那一个国家是这样诞生的？所以，仅管有许多国家都在诚心诚意的学美国，但几乎没有一个学像的，何也？根基异也！

   ［4］、再说说儒文化，“儒”即不是一种宗教，但比宗教的敝端更大、更顽固，因为不是宗教也就没有了宗教教规的约束力，又因为它是一种文化，所以能够浸入到你的骨子里，上至亿万资产的富翁，下至街边讨要的乞丐，其思维模式无不打上同一个烙印：“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几千年君主思想的固疾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中，仅靠百年来的西化，又能奈其几何？谁能真正懂得西式民主为何物？孙中山辛亥后自动让位了，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华盛顿，而实际则是一场“逼宫”式让位，是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在外面骗，而主张：“溥仪退位也可以当总统”的“民主幼稚病”患者章太炎等人从内面逼，他才无奈让位的，自那以后，谁实行过真正的西式民主？在儒文化浸泡过的土地上，是否有实行西式民主的土壤？大陆没有，台湾有吗？新家坡是民主政体吗？正如先生所言连沾点儒文化边的日本，韩国也不是正宗货呢？！

    ［5］、西式民主又称“宪政民主”，那就是所有民众、政党、组织都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享受民主，所以，美国人视《宪法》为终极，为神圣。而儒文化地区却不同，它虽然抄袭欧美宪政文字，但骨子里却认为“宪法”只是一个工具，是人订的，要为人所用，若有不合者，则设法改变之。台湾地区目前就是这样作的！那么香港呢？香港虽然只是一个地区，但有宪政式的法律，那就是《基本法》，但在第二届“特首”选举中，就有候选人跳出来挑战《基本法》以吸引民众的眼球，这些在西式民主看来是“违宪”的行为，却成了儒文化地区类试不爽的“刹手锏”，这就是儒文化的现实和德行！

    陈先生在谈话中，对香港的前途充满着担忧，担心大陆没有“宪法法院”而单方毁约而使香港失去活力！但据我看来，挑战“一国两制”而使香港失去活力的隐忧，恰恰存在于香港社会之中，如前所言，如果香港在开始直选“特首”、立法委员时，某些人为了达到自已的目的，在西方的支持下，挑畔《基本法》，爆发大规模的“违宪”活动，那就有可能导致灾难的出现，正如邓小平先生所预言的：香港会不会出现反中央，反香港的势力？我看是有可能出现的 ！

   ［6］、谈论这些，并不等于说目前大陆政治体制就完美无缺，不需要改进，而仅仅是说：各地有各地的不同文化背景、价值去向、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儒文化地区在推行民主制度时要有自已的特色，不能盲目摸仿照搬，否则就可能患上“西式民主幼稚病”，如大陆而言，就有可能重回北洋政府时期的状况，甚至比那还糟——那时至少表面上还是统一的！

   陈先生作为“美国学者”，不懂儒文化地区的内在特性，不能求全。但他以对“西式民主”无限顶礼膜拜之情，滔滔不绝的讲给大陆人民听，只会好心办坏事！

    （二）、香港成功击退“亚金危”关健在于政府的入市干预

   ［1］、陈先生作为一个“西方经济学者”，崇尚自由经济本无可厚非，但他对事实的认定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有意歪曲真相。

    陈先生在大大的夸耀了一翻西式“民主法制”后，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在“亚金危”中，由于“香港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和法治提高了其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当时的韩国都缺乏可靠的法治……”而且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法治下的自由社会，不干预反而她会更好”。

   众所周知，香港成功击退“亚金危”的关健恰恰在于香港政府的入市干预，而且，正当美国和一些西方媒体对港府的这一举措大加批评还不到一个星期后，美国也出台了同样的干预措施，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都因为政府不干预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陈先生却得出了一个“新闻媒体和法治抵抗了金融危机”的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结论，这不是本末倒置，混淆视听是什么！

   如果说第一个关于“民主制度”的话题，陈先生还有些好心办坏事的味道，那么，对于第二个“经济”话题，陈先生就是有意自欺欺人了！

  ［2］、陈先生认为：世界历史上任何主要的金融中心没有一个不是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只有那样才有自生的活力，能长久繁荣。而政府安排并靠压制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资本市场，本身就跟资本市场的本意相冲突。当然，这不排除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政府安排下的表面繁荣，就像当年苏联计划经济的繁荣一样，但那会难以持久。

    这个论点和同为西方经济学者的日本某学者观点正好相反！日本的这位学者在分析了中国经济20多年快速持续增长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有奈于两只手，一手是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一手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宏观调控，正是这两只手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该学者非常羡慕中国有宏观调控这一手，认为这是西方所没有的优势所在！

   我不知道陈先生和这位日本同行的论点孰优孰劣，但我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并不是放任自流的，美国从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就已经开始了政府调控经济的先河，我也知道罗斯福总统因此而饱受自由经济学家的责难，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这种调控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而自由经济所带来的“危机”、“消条”也再没有大规模爆发过。希望陈先生不要抱残守缺，拾人牙慧，最好能学点新东西，研究点新问题——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前苏联计划经济有何不同？等等！

          （三）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1］、陈先生说：内地政府通过珠三角经济特区等政策给香港提供许多实惠，香港人还是于2003年7月1日上街游行，让内地人都感到困惑…… 新一代香港人对于他们来说，经济上的恩惠重要，但还不够，他们更看重那些非物质的价值……于是陈先生得出结论：我觉得那次经历非常说明大陆对香港社会的变化缺乏认识，以致于发生误会。

   我倒认为是陈先生发生了误会，或者有意发生“误会”。在陈先生眼里，香港人固然比大陆人优秀，但香港人也是人，也需要工作，需要生活。2003年前香港人频频上街，对以董先生为首的港府不信任等等，正是经历了“亚金危”和“非典”后香港经济的低迷和失业律高涨的反映，而此后上街的情况减少，正是香港经济复苏，失业律降低的缘故，而经济复苏正是肇端于“cp”和“自由行”的实施。对此，香港人比陈先生更有发言权，陈先生如不带偏见，这些发自香港人内心的话语是不难听到的！再则，邓小平确定实行“一国两制”时就已对香港人讲过：你们可以继续骂共产党，但在行动上要注意！可见大陆对此是早有精神准备的，谈不上“让北京以及内地人感到伤害”。

   ［2］、不但香港人需要生活，需要工作，其实，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你不追求利润，你就可能“破产”、“跳楼”，所以：企业家不是慈善家，这种说法是对的，不必讳言！美国政府为什么隔三岔五就得打几仗，科索沃是否可以不打？海湾、阿富汗、伊拉克是否可以不打？那是不可能的，这里除了“正义”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军火商们的生存问题，利益问题！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

   近年来许多香港人、台湾人和西方人，纷纷到大陆来投资、经商、讲学、演艺、作生意，他们正是把经济利益放在了第一位来考虑的！再如，陈先生为何“最近几年每年都要去好几次（中国、香港）”？我想总不是作慈善工作去得吧，一定是为了钱而去的，因为陈先生也是人，也需要生活，也需要养家活口！这些自由经济最间单，最直白的法则，到了先生的口中，为什么都要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外衣——权利、民主、自由、非物质价值——等等包装起来呢？（当然，我并不反对对形而上精神的追求，在这里只是质疑陈先生的论述方法）！

     ［3］、混淆政治和经济概念是陈先生自欺欺人的又一力论，请听：“教科书中关于跨国公司、关于西方扩张历史是否只片面强调了其侵略性而没有谈及其建设性的一面呢？”谁都知道，侵略和被侵略是政治概念，没有人到今天还公然为新老殖民者唱赞歌！而殖民者在殖民地搞开发建设，首先是为了攫取最大财富，而不是造福当地人民——至少老牌殖民主义者是这样的。陈先生是“美国人”，你讲“侵略有理”理所当然，但在一个遭受百年屈辱的民族听来，实在令人发指！

   
                          结    语

    鲁迅先生说过：奴才当了主子，比主子还会摆阔！这当然是指儒文化地区的人而言的，用这种文化浸泡过的“生物”就有这种“劣根性”！出国几年，不管在那个旮旯里呆几年，回国便趾高气扬的给同胞“上课”了。但是，我想陈先生不会，先生是美国人，又是耶鲁大学终身教授，世界首肯第202位经济学家！以先生的高位，绝不可能和那些“生物”等同见识。先生说：“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是为至论，高论，我只希望先生能在这一命题下，确确实实为此而作些能作的工作，不要发表那些首鼠两端，忽悠别人的“研究”心得，如果此心发展成为居心叵测 ，挑拨离间那就更是后患无穷了！

  窃以为，为先生计，还是保留一个创收的平台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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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原文

            “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谈香港回归10周年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

    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10周年纪念日。经历了10年风雨洗礼的香港，其回归和“一国两制”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如何？香港是如何顺利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并战胜禽流感和非典危机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香港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香港今后的经济前景到底如何？

    带着这些问题，人民网驻美国记者唐勇独家采访了在美国颇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陈志武博士。陈志武是美国著名华裔经济学家，目前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

    记者：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10周年。您认为“一国两制”实施10年来，给香港经济、金融分别带来了多大影响？

    陈志武：在过去10年里，虽然出现过几次挑战，但在没有出现大的持续性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一国两制”运作得相当顺利，香港独特的法治体系和开放的新闻媒体基本被保留，并且还有许多好的发展，香港民主进程也在加速。这些为香港自由市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条件，我相信法治秩序、权利意识已在香港扎根，香港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架构会进一步完善。

    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由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社会结构差异，过去10年里也的确有许多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香港对大陆太重要，如果“一国两制”出现问题并让香港失去活力，那会是世界所有华人的损失，也会对中国的崛起构成巨大的障碍。

    第一，由于中国大陆还没有一套宪法法院体系，人们对于违宪行为、对有悖于宪法的行政决策或政治决策，还没有一种公正可靠的司法救济途径。也就是说，当“一国两制”被任何方抛弃或违背时，另一方靠什么来维护“一国两制”原则的尊严和完整性？在某种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国际舆论和香港隐含的中国经济利益是“一国两制”的主要维系手段。这种“宪法法院”真空是港人某些忧虑的起因。

    其次，2003年“非典”之前后，内地政府通过珠三角经济特区等政策给香港提供许多实惠，想以此帮助香港经济走出困境。可是，这些好心之后，香港人还是于2003年7月1日上街游行，加上香港的其他回应行为，让内地体制内外的人都感到困惑，好像觉得香港人很不领情、很忘恩负义。那次经历让北京以及其它内地的许多人感到伤害。我觉得那次经历非常说明大陆对香港社会的变化缺乏认识，以致于发生那么大的误会。

    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香港的制造业和农业还占相当的份量，到1980年，香港GDP有近1/4在制造业、矿业和农渔业，超过25%的人从事这些劳动力行业，更多的人也只是开些“夫妻店”。可以说，80年代之前的香港人更多是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那时候的香港人或许更看重实际恩惠，容易被物质的东西满足。

    但是，自80年代初开始，制造业慢慢从香港往内地转移，到2006年香港服务业已经占到GDP的91%，制造业下跌到不足4%，所以香港社会已经相当白领化，基本衣食住行不再是问题。更何况，70年代、80年代许多香港家庭把小孩送到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留学，即使不留学在香港本地大学读书，新一代的香港人跟他们的父母辈相比，在权利、民主、自由的意识和文化上已非常现代，这几代人从小就不为温饱担忧，他们的教育使他们更看重文化以及权利的价值。对于他们来说，经济上的恩惠重要，但还不够，他们更看重那些非物质的价值。

    可是，香港这些社会结构与文化方面的变化是内地有关管理层所没有认识到的。所以，前些年，内地是一种想法、一种价值体系，而香港人是另一种价值体系。对于一项政策，内地人以为“这下可以解决问题了”，而香港人的反应可能很消极。我希望我们能从中吸取一些教训。

    这就涉及到对香港的研究问题。以往对香港研究得太少，客观的研究就更是缺乏了。实际上，香港的传统就是自由经济、法治下的自由社会，不干预反而她会更好。香港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现代社会，也是人类的经济奇迹，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内地学习的榜样。香港本身就是中国人的财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有创意、能够保留这笔巨大财富的制度架构。

    记者：香港回归后不久，就赶上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给香港经济、金融分别带来了多大影响？香港为什么能够顺利闯过亚洲金融危机？

    陈志武：三个最主要的因素救了香港。第一，香港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和法治提高了其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当时的韩国都缺乏可靠的法治，所以权力以及跟权力的关系主导了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资金借贷、资金投放决策，埋下许多金融危机的种子。加之那些国家的新闻媒体又不自由，没有独立媒体去揭发那些权钱勾结起来的金融体系，使他们的金融体系弱不禁风。所以，危机一来，金融体系就崩盘了。但相比之下，香港的法治更可靠，新闻媒体更自由，实际上，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手段，让那些金融问题在没有酿成危机之前就被曝光，以此逼着相关人员把问题解决好。所以，香港的制度救了香港。

    其次是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这些强化了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桥梁的作用。香港是内地和外国跨国公司都能接受的中间商，中国的外贸越多，香港的商机就越多。相比之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没有一个中国这样的“经济老大哥”在边上，靠一个这么大的“老大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走出来。

    再次，香港的经济优势在于金融业，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而其他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极深的国家基本都以制造业为主，这对它们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影响很大。原因是，在1997年前后，制造业都往中国转移，其它亚洲国家难以抗拒这种趋势。所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限制了它们的复苏速度。相比之下，香港的金融优势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相反地，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外资资本与金融支持，中国内地的资本化发展也需要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支持，这样一来，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像冲击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冲击香港经济，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香港经济的发展。

 记者：除了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后来又赶上了禽流感和非典（SARS）两场公共卫生危机。它们给香港带来了多大影响？香港为什么能够战胜这两场公共卫生危机？

    陈志武：主要归功于香港医疗人员，他们保留了过去一个多世纪在香港累积起来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文化。他们的所为也证明，自由社会和自私自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市场化程度高的社会必然是人人自私的社会”。

    正因为香港的医疗行业比内地远远更具有职业操守和专业文化，我一直认为，香港应该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业、养老业，为内地的个人提供内地很难有的职业医疗与养老服务。

    记者：您如何评价香港今天的经济状况？有一种说法认为，上海早晚会成为“第二个香港”。香港和上海，您觉得谁才会是今后中国的金融中心？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香港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是不是在降低？还是说在增强？

    陈志武：除非内地在制度保障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问题上有实质性的改善，让司法、市场监管和媒体都享有相当的独立性，否则那些认为“上海能从根本上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的看法只能是一厢情愿。不可否认，在政府直接操纵与安排之下，上海的资本市场不时会出现胜过香港的局面，但那是表面现象，是政府安排的。世界历史上任何主要的金融市场中心没有一个不是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只有那样才有自生的活力，能长久繁荣。而政府安排并靠压制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资本市场，本身就跟资本市场的本意相冲突。当然，这不排除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政府安排下的表面繁荣，就像当年苏联计划经济的繁荣一样，但那会难以持久。

    香港的法治、新闻媒体以及职业监管团队的优势，加上外国金融机构和从业者对香港制度的熟悉，这些使香港在未来许多年内具有上海难以逾越的优势。所以，香港会继续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胜过印度等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香港在70年代之后在内地改革开放中的特殊作用，难以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这么成功。

    我知道，许多人说，随着大陆自身的改革，外商和投资者自己可直接绕开香港进入内地，香港的重要性会逐渐减弱，这是对的。但是中国经济规模会很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上海和香港都会快速增长。的确，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上海胜过香港，但从那以后情况变了。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政策是以香港为主要金融中心，并同时发展上海的证券以及其它金融业，让两地同时竞争，这是对中国最好的做法。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记者：香港背靠内地、放眼世界，这给香港经济带来了哪些好处?又有哪些弊端？香港和内地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创造双赢格局？

    陈志武：过去4年里，每年我都带几十位耶鲁大学的MBA学生来中国，参观考察中国公司和单位。每次我们都先飞到香港，然后再到上海等地。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因为这种顺序能给那些从没来过中国的外国学生一种很自然的适应过程，因为香港既流行英文，又在文化等许多方面最接近西方，给人的落差感最小。我知道，在硬件上上海、北京等内地城市越来越像香港，但在文化、接人待物等许多软件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经历和做法也基本反映了多数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实践，也反映了他们的感受。正因为这样，在未来许多年里，香港在中国开放中的地位是没有内地城市所能取代的。

    那么，在内地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香港的桥梁作用越来越低之后，香港是不是会越来越衰败了呢？不用担心，香港只要集中发展金融、教育和医疗行业就够了。香港这么小的地方，所能居住的人口本来就有限，用不着跟大陆在低利润空间的领域去竞争，包括在金融、教育和医疗行业里也只攻那些最赚钱的领域，做哪些内地同行无法做的东西，小而精应该是香港的模式。比如，在教育领域，内地教育体系问题丛生，说严重点是一块僵化之土，再好的苗子也多半难以成才，但香港有着相当的学术自由，在教学内容上也非常灵活而不僵化，可以促进学生的创造性。

    所以，香港不必什么都做，不必五脏俱全，而是专做内地制度所不能做到或不能使其达到精华的行业。内地政府也应该鼓励香港的自由发展。为了香港在制度资本方面的进一步完善，要逐步稳妥地推进香港普选，保证港府真正对港人负责，只有这样，内地与香港才能有长久持续的双赢。

    记者：香港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澳门和台湾能否提供有益的借鉴？

    陈志武：我对澳门关注较少，也不太了解。但对台湾而言，自1997年之前，香港就是所有台湾人都在关注的样板，香港民主实现得好不好、“一国两制”运作得顺不顺，这些都对台湾有直接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力。就像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所谈到的，我们不能以为台湾人只在乎饭碗和钱包。谢天谢地，香港、台湾以及大陆的老百姓都已走出了为温饱而奋斗的时代，就像香港的新一代一样，台湾的民众也比他们的父母辈更在乎是否能过上衣食住行之外的体面人生，在乎自由和权利方面的感受。所以，香港过去10年以及未来的经历都对台湾归回祖国有着具体而贴切的意义。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10年间，香港在世界上金融地位的变化？如今，香港能算得上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吗？目前，香港与伦敦、纽约这两大世界金融中心是否有差距?如果有的话，差距在哪里？这种差距怎样才能弥补？

    陈志武：由于中国经济的起飞和香港在亚洲独有的法治传统，香港不仅是亚洲独有的国际大都市，而且是亚洲最强的金融中心，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在美洲大陆，人们会想到纽约为金融中心；在欧洲，人们会想到伦敦；在亚洲，人们会想到香港和东京，由于日本的金融管制，实际上，人们更普遍认为香港是大亚洲的最主要金融中心。跟纽约和伦敦一样，香港在证券市场、银行、保险、私人理财、基金管理（包括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等领域非常突出，都是全球资本配置体系中非常关键的金融中介，香港的法治、自由媒体和自由市场理念给世界各地提供了金融交易所需要的信誉和信任。 香港金融市场的不足在于，其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以及服务对象基本都是香港和大陆的，来自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还太少。

    最近两年，在北美与西欧之间证券交易所的跨国并购非常盛行，比如纽约证交所并购了泛欧证券交易所（EuroNext）、纳斯达克要并购伦敦证交所，这是全球金融业竞争的新趋势，现代交通运输工具以及通信手段使交易所跨国运行成为现实。美洲、欧洲金融中心强强结合之后，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无疑是一种挑战。香港必须以行动面对这种挑战，在地理区域上必须向亚洲特别是中东国家延伸，形成自己的强强结盟。 另一个不足在于，香港的债券市场欠发达，远落后于纽约和伦敦，这也是一种金融市场的普遍缺陷，有必要发展这一关键金融市场。

    记者：美国权威杂志《财富》(《Fortune》)于1995年一度预言，回归将令香港死亡。但香港回归10年后，最新出版的《时代》周刊（亚洲版），在13年后为此言论进行重新审视。前不久它以整整25页的篇幅承认其姊妹杂志《财富》当年报道错误，更直认香港比从前更有活力。您如何评价当年《财富》的报道和眼下《时代》的报道？

    陈志武：我认为，《财富》当年的预测中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会在1997年、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会增长得这么快，没想到中国大陆经济的资本化和金融化程度会上升得这么快，这是他们当初预测中的最大漏洞。他们把预测的侧重点全放在制度的优劣上。我们要知道，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在效率上，在同样的发展机会和同样的努力下，好的制度会让你产出更多的收入和经济增长，而不好的制度会让你失去机会或只产出一点点的收入。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以超常速度发展，那么，不管1997年后香港受到的制度影响如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给香港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就会压过其它因素，而香港本来就有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所以香港经济不发展、香港社会不充满活力，也难。

    记者：您本人如何预期未来10年甚至20年内的香港经济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对香港的未来是越来越有利，还是不利？

    陈志武：如果香港进一步从几方面强化其经济与政治结构，香港的未来会继续繁荣。第一，香港应集中发展金融、教育和医疗行业，当然还有转出口贸易，香港政府也的确正在这样定位香港的未来产业结构；第二，香港必须以国际大都市定位，不要变成只是中国的一个都市，如果那样的话，香港无法与那么多的内地城市竞争，那是死路一条。

    换言之，香港的一切定位应该是强化其国际性，而不是要强化其中国内地性，让它的经济机会跟大中华、跟大亚洲和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联系得更紧，不能只依赖大陆经济，上市公司的来源也要超出中国，这样才可强化其国际性；第三，香港在民主发展上必须向前走。香港人的素质很高，教育水平也高，地方又小，没有理由运作不好民主，这是确保香港自身稳定发展、减少其它政治动荡对香港的影响的具体制度保障，也是香港进一步国际化、进入现代政治社会的必须。这些都能帮助保障香港的独特性与繁荣。

    记者：您去过香港，甚至在香港居住过，您个人怎么看香港这座城市？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一些有意思的个人经历愿意与我们的读者分享？

    陈志武：1989年初我第一次去香港，之后又去过许多次，1995年暑期去住过两个月，最近几年每年都要去好几次。每次去香港，我都不得不感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现代全球化的力量。1850年之前，香港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贫穷小渔村，可150年后，竟然发展成一个如此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这种奇迹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背后的历史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教科书中关于跨国公司、关于西方扩张历史是否只片面强调了其侵略性而没有谈及其建设性的一面呢？香港自由市场、自由社会的繁荣是否应该减少我们以往对自由社会、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呢？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继续繁荣并变得更有活力，这是值得所有热爱香港的人庆祝的。香港的持续繁荣也将是中国现代化的晴雨表。

（人民网驻美国记者 唐勇·原载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