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今天《口述历史》的讲述者是一对夫妻，他们在中南海的西花厅，度过了自己的半生岁月。在那里，他们见证了另外一对夫妻人生里的最后岁月。我们的两位讲述者里面，丈夫赵茂峰担任周恩来的秘书整整20年，妻子赵炜先后担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秘书，一共37年。周恩来临终之前的那一段日子，赵炜是为数不多的亲历者之一。周恩来曾经郑重地向赵炜交待后事，希望她照顾好邓颖超。赵炜在周恩来去世后的十多年中，始终陪伴在邓颖超的左右，一直到邓颖超去世以后，赵炜按照老人的遗愿，亲手把骨灰撒进了天津的海河。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最后岁月是如何度过的？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口述历史》。

解说：1967年2月初的一天，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签着很多秘书、卫士和医护人员的名字，这张大字报的执笔人就是周恩来的秘书赵茂峰。

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担心总理的身体，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们给，给总理写了个大字报，叫他注意休息，我们从67年开始就很注意他的身体了，因为他太忙了，一天工作大概就16个小时以上，都是日以继夜地干。

解说：周恩来在这张大字报上批了八个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邓颖超专门补充了5条建议，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看到之后，也都签名表示支持。即便如此，周恩来却依旧忙碌。

00：33：00：00

记者：那个时候您跟着总理参加了不少活动，会议，在就是66年底，67年初最动乱的时候。

对。

记者：您感觉到总理在那些场合，他的自己的压力大不大？

开始的时候，压力呀，因为那时候中央的会议都让他来主持，一直到后来的浩劫的碰头会也还是他主持，那是中央决定的，毛主席决定的，所以他一直主持下来。开始的时候，那都是大碰头会就由国务院的一些领导，中央的一些领导都参加，所以那时候就，还压力好像，忙是忙，还不太大。但是到后来的会议上，二月的，所谓这个“二月逆流”以后了，就紧张了，那时候我们也不能到会场里去，反正那时候就斗争得很紧张了。

（此处无解说，周恩来照片、画面+音乐）

记者：您感觉到比如说总理的，他的心态，神态，他的生活习惯，在那段期间有没有什么变化？

00：35：09：20

看不出来。

记者：看不出来。因为他这个在过去这个经历呀，也是经过风风雨雨，多少年了，所以他对这个，遇事，不是那么惊慌失措，处理大事啊，很镇静，不慌不忙，遇大事而不惧啊，就是他，他不畏惧，

解说：浩劫爆发初期，由于总理值班室的人手少，事务多，赵炜又被调回到总理值班室工作。此后，虽然赵炜仍然是邓颖超的秘书，但她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总理值班室的工作上。

01：13：00：00

我66年浩劫开始，我就到值班室。

记者：对，又回到那个。

又回去了嘛，又回去帮助工作，两不误嘛。而且我具体是还干什么事呢？当时中央有专案组，那时候不是好多嘛，专案组的这个事情，中央决定让邓大姐来管。那邓大姐管，具体不是我干嘛，我干，总理要是搞专案，就得提溜我去汇报啊，要谁的专案，哪个组的，所以这专案都在我手里啊。邓大姐来了先看，看完，我，总理一要，我得送文件，所以管这个专案。

解说：在赵炜的印象里，西花厅曾经人来人往，周恩来夫妇的亲戚、朋友经常来这里做客。然而到了浩劫当中，西花厅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热闹。

02：39：00：00

浩劫开始，邓大姐他们约法三章，有三条原则，不来往，就是不来往，不通讯，不接见。这样为什么？因为当时凡是跟总理，邓大姐过去在旧，解放前有来往的人都挨整，所以保护他们，不来往。包括他们的子侄，都不来往。我们就基本和外头所有的人没…

02：39：20：00

记者：但是里边，中南海里边有一些老同志的，像老帅的。

那时候也很少。大家哪有时间啊。

解说：那时，周恩来经常交待赵炜去做一些保密的工作。

浩劫，因为特殊，你比方我去看谁谁已经关了好多年，但他有病到阜外医院，阜城，阜外医院多。为了保护这个人，总理说，不要告诉别人，你就去看他去，经过一通知，我就可以到医院直接去看，因为他正在监禁时期，出来治病，为了保护他，不让他们知道，这是总理相信这干部没问题，有问题，总理绝不会让你去看的。没问题，你去看，不是就给他鼓励嘛。

记者：就代表总理。

对，代表总理和大姐啊，有时候大姐认识，也得说，我代表总理，总理让我来看，大姐也问你好，希望你保重，治好病，对不对，相信你的问题会弄清楚的，如果要有问题，总理和大姐，总理绝不会派我来的，这不就你给他一个定心丸嘛。

01：20：30：00

还有老同志的子女，爸爸妈妈关起来了，送到下边去劳动了，孩子们要去了，好几个找到头上，找到门，中南海大门口，都是总理大姐让我去，去接他们的信，跟他们见见面。所以现在有些孩子，现在年龄比我小个七八岁的，一见到我还叫赵炜阿姨，当年我们去找你帮什么，哎哟，我说你不要感谢，人家记一辈子，我说我都不记得这些事。他说那次你见了我，完了把信给周伯伯，邓妈妈了，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就把我问题，就叫我们去看爸爸妈妈去，到哪哪哪去，他们记得特别清楚，那我不记得，我哪能记这么多，后来他们，一想，哦，是有这个事。所以我就说，这都是奉命，奉总理的，就干这件事。

第二部分

解说：1966年赵炜回到总理值班室，此后的10年时间，既是周恩来生命中的最后10年，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动荡的10年。在此期间，赵炜在周恩来的身边经历了许多的大事件，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伍豪事件”。

01：30：00：00

记者：那个时候怎么会再重新提起来，您从一个，您的工作人员旁边，您所看到的整个过程？

我跟你讲，这就是浩劫刚开始揪叛徒，抓叛徒嘛。天津的学生在旧社会的报纸发现有《伍豪启示》，《伍豪等脱党启示》，这家伙可是得了宝，赶快往中央浩劫送，浩劫就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哎哟，正好要抓周恩来呢，周恩来是个叛徒，

解说：“伍豪”是周恩来曾经使用的一个别名。１９３２年２月《伍豪启示》在报纸上刊登的时候，周恩来早已离开上海，赴江西苏区。《伍豪启示》只是当时中共的敌人使出的一着离间计。

总理心里很坦然，因为这历史已经处理过，但是呢后人不知道，中央也没什么文件，所以就查报纸吧，看看这个，别在别的省市，尤其当时上海啊，上海好多报啊，登了这些东西啊，那就查吧。后来就交代我们办公室，就去到北大去借那个1932年，包括31年底，前后的报纸，大概有我这么两个人那么高，我们办公室，不值班的，司机，服务员，炊事员，谁有时间就是坐那就看，专门查。

记者：查什么呢？

就查伍豪脱党启示这些消息啊。查出一大堆来了，查完以后，也有声明啊，那现在这件事情，当时总理就给中央，给毛主席写了报告，写了报告呢，1972年是什么时候批林批孔的时候，中央有一个批林批孔报告会。主席让总理在这个会上从头到尾讲一遍。后来把这个都复印出来了，报告都写出来了，然后印出一本子，总理看过以后，一直放在那，就是他在病重的时候要，你们不是看了嘛，进手术台，手术之前就打电话叫大姐，就跟我要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是在他办公室，我管的，拿去，他签字，因为他不签字，将来你作为历史，不能发给全国各地啊，所以他哆哆嗦嗦进手术台之前。签了字，然后送中央，后来就，现在每个省都有一份。

记者：都有一份。

这就是说防备多少年以后，老人都不在了，再翻这个报纸，再说周恩来脱党，这不胡扯嘛。

01：33：32：04

解说：那些年当中，赵炜经常去参加各种大会。

你比如我参加批斗会，我们也去，有时候叫我们去听去，到大学，什么体育馆，体育场，总理不能去，不参加的，我们去听，了解会场的实际情况。

记者：回来汇报吗？

当然得汇报了，叫你去，你不汇报行吗？你比如有一次，“一二五大会”，批林批孔“一二五大会”，在那个白石桥。

解说：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随即在全国开展起来。１月２５日，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召开。

总理告诉要我在家值班，要他们都去听去，听，说回来让我听录音。结果回来我听了录音，我和另外一个人，他是参加大会的，那是一个警卫同志。我听完录音以后，我们俩就说，这哪批林批孔，这批总理呢。后来当时我说了这话，我记得邓大姐说，你们别瞎说嘛，我说我们出了这院，我们出了这屋，我们不说的。

我告诉你，我们办公室有个特点，因为两位老人家特别民主，因此把我们这些人养成有什么敢说什么，但是我们出了这个院，出了我们办公室，出了我们西华厅这个门，出了大门，我们就不议论这些事情，我们包括工作上，我们也不议论，我们不能允许这议论。我们议论是议论，我们，总理不参加我们，大姐也不参加，有时候他觉得我们，说我们两句，尤其是大姐，有时候大姐说我们一句，你们瞎议论什么，总理不（评论），这是他的原则。

解说：到了１９７４年６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了半年之后，渐渐偃旗息鼓。但是也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病情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

第三部分

早在1972年5月，医疗人员就发现周恩来患上了膀胱癌，但是当时一直采取保守治疗。1973年1月，周恩来开始尿血，虽然做了手术，但是由于得不到真正的休养，到了1974年夏天，病情恶化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从那时起一直到1976年1月逝世，周恩来几乎都是在医院度过的。那一段时间里，赵炜作为邓颖超的秘书，经常往返在北京的305医院和中南海西花厅之间。

01：38：47：10

记者：就总理去世的之前，他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你们感觉，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首先总理是1972年发现这个膀胱癌，73年的春天，就开始治疗，那时候治疗是在玉泉山，住了半个月。总理的身体，说实在的，体质是非常好的，也不感冒，也不，就心脏不好，药物维护还可以，但是自从得了这个膀胱癌以后，那就是得经常治疗，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当时的条件，工作那么忙，就一边工作一边治疗，这种对一个70多岁的老人，工作那么繁忙，说实在，是不，治不好的。

记者：那他在开始尿血，已经开始知道有病的时候，他的工作量有没有减轻？

没有，一点也没减，没减，还照常，该怎么做怎么工作，只是在医院的时候，就说不让秘书去，因为秘书去，文件就多啊，秘书在家挑文件，邓大姐带去给他念，有批件，他照样见客，见外宾得控制点，见客，找人谈话，反是几乎没休息啊。他是74年6月1号到76年1月8号，587天，他整整都没休息，就到最后，除非是做治疗，一好就什么，后来那半个月，不能，因为那一段我老去到医院去搞专案的事，他一直在抓工作，他没有放弃。

解说：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因为怕影响治疗和休息，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多。只有年迈的妻子每天陪在他的身边，为他读报纸和文件。１９７５年的初冬，邓颖超亲自向赵炜等４位秘书坦言，周恩来已经病危。不久之后的一天，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着邓颖超去医院。

大姐就告诉我，她说你今天看到总理的时候，你可不许哭。我一听这句话，坏了，一个月没见面，肯定是和一个月以前不一样了。哎呀，所以那时候心情，又想马上看到总理，又怕见到这个一瞬间，那天到那一去。我们习惯，到医院得洗手，洗完手再进病房。进去以后，总理呀就说了一句话，我就叫了一声，总理，总理就说，握手，咱俩握握手，我说，总理，别握手了，我在外头，手凉，别握了，总理说，要握，那我得往前去嘛，我在大姐后边嘛，我往前去了，总理就搁他那个被子里，把手伸出来，我一看那手，除了骨头就是皮，完了总理就跟我握手，使劲握我手，还挺用劲，就说了，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我一听这句话，我简直控制不住了，哇，一下，我眼泪往外掉，可是我不能出声啊。大姐在我后面一步，发现我掉眼泪了，使劲拽我衣襟，就意思你别哭啊，她这一拽衣襟呢，我就往后撤，大姐上前一步，我就跑到走廊里。我到走廊里，放声大哭，她说赵炜，你怎么了，别人问我，我就告诉她，哎哟，我说我受不了了，完我又赶快去洗洗脸，然后再进来，再跟他们说话，再念文件干嘛，就搞这些事。一个月没见，人整个变了。

（此处无解说，周恩来照片、画面+音乐）

01：54：04：10

记者：总理以前不会每次见到都要握手？

不，不握手，就叫一声总理，就这样。

记者：总理他特地要跟你？

特意要跟我握手。

记者：就是为了讲那句？

就是为了这句话，你要照顾好大姐。

解说：在后来的两个月里，赵炜每天陪着邓颖超去医院。有时情况不好，就是三更半夜赵炜也必须陪着邓颖超再跑一趟医院。周恩来讲话越来越小声，赵炜就仔细听，然后再“翻译”给邓颖超听。除此之外，赵炜还要为周恩来念各种报纸、文件，

记者：他还听文件？

听啊，后来我给念。他主要了解国家大事，国内外大事，电报，国内国外都，因为我不说他一直在工作嘛， 02：00：00：00

大家都奇怪，不知道他找什么，什么都得念，年月日，大标题念，有时候得给他，一个都不能落，整版地念，不知道他找什么。当时那个形势呢，觉得有些事情要他知道，对他并不利，所以我那书里写过，就是说经过邓大姐决定，跟我们商量，就我们把前一年的报纸找出来，给他改日子，就，就是我们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骗总理，就是集体骗他，因为不知道他找什么，不想让他知道当时，增加他的负担。

记者：你们感觉他在找什么东西，就是新闻所有都要念给他听？

对，他找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跟谁也不讲，所以改了20天，我们没法可改了，我们就用的铅字，他不看，别人念，万一他要看看怎么办，叫他看不出来，因为当时那个形势，有些事情，说实在，那种四人帮那个极左的东西，有些东西叫他，我现在想，叫他知道也没什么好处，对他养病不利。

（字幕：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

平常呢我们就上午要去，1月8号那天早晨啊，上了班呢，大姐吃完饭说，赵炜，你给医院打个电话，今天上午啊，因为昨天回来晚，咱们不去了，问问总理情况如何，如果没什么变化，就不去了。我一打电话说，还行，还，一切正常，这大姐说，我说大姐说不来了啊，如果总理找再来。半个钟头以后啊，八点半，值班的卫士打电话来，赵炜，快，快，不好了，情况，我天啊，我一听这个，我腿都软了，脸都白了。这时候大姐，我记得很清楚，正在卫生间刷牙，她这人是吃完饭，刷牙，洗脸，我就赶快叫司机把车备好，我进了大姐的卫生间，她看了我进来了，她在洗脸，她说，赵炜，有事。我得镇定啊，我一看我那脸白花花的，我就得慢点说，不能急，不要让她感觉到，我说大姐啊，那个，那天是高振普，我们都管他叫小高，我说小高来电话，说叫咱们马上到医院，说总理情况，有情况，大姐说，不刚才打电话还好吗，赶快，赶快，走，走，

（此处无解说，街道、汽车的画面+音乐）

快下车之前啊，我就想给大姐下点毛毛雨，别一下把老人家愣了，我说大姐啊，小高在电话里跟我说，情况不妙，这时候我们已经下车了，进了门了。再往走廊，一到总理的病房，一看，整个我告诉你，变了。所有的屋里的东西，全都撤了。屏风什么，就是一个茶几上是大夫做那个抢救的东西，机器在那。两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全站，在那哭呢，那我们到那就快九点了，八点多了，八点半以后，这时候在抢救，总理已经没，闭着眼睛了，带着那个抢救的那个呼吸那个，一进门，知道坏了，这时候大姐走到总理那个床边上一看，脸，那都没颜色了。

02：06：08：18

第四部分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病房里的心脏监护仪上划出了一条直线，周恩来的脉搏停止了跳动离开了。赵炜看到邓颖超轻轻抚摸着周恩来的面颊，亲吻着周恩来的额头。在接下来的很多天里面，赵炜几乎时时刻刻陪伴在邓颖超的身边。邓颖超的坚强，给赵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记者：就是在那个时候，你的想法，您是因为总理刚刚去世，然后又是邓大姐在边上，你自己的心情怎么样？

我自己的心，天啊，脑袋就都爆炸似的，就说，我想，我说我们就没想到总理有去世那天，谁也不愿意这一天到来，所有人，那屋简直一片哭声，医生，护士，工作人员，警卫。

记者：您也是？

我也是，我在其内啊。

记者：当时邓颖超女士呢？

邓颖超也哭啊，但她这时候哭，我觉得她好像很坚强，很理智，不像那，就是那，这个一些老年人失去亲人那个嚎啕大哭，她不这样。

02：15：00：00

记者：那后来就是这些事情基本上定了以后，那几天里面，您是陪着，陪着？

天天陪她。

记者：天天陪，

那家里电话不断，都是打电话慰问的，要来的，谁来我们也不接待，电话…，一上来就哭，给你说，他们哭，我们接电话也得哭，真的，我们那几天，我们大家谁也不当着大姐的面掉眼泪，大姐。

记者：那她呢？

她也不，她很坚强，她有时候看到劝我们，她说你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人死了哭也哭不活，要能哭活，大家一起哭。大姐就这样，很坚强。你看她一个人站在那个追悼会的时候，我距离也就咱俩这么远，我站在那远一点。你看她，她眼泪就那么默默往下流。

记者：还是流眼泪。 

流眼泪，流，她也没有声音，也不出声。

解说：送走了周恩来，西花厅里的人们还没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就已经感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压力。

当时总理去世的时候有人，有些人，我说个不好听的话，现在讲，好像我们这帮人在总理和大姐身边工作的人，都是瘟神似的，就不敢接触我们，离我们远远的。我们到食堂吃饭，有些人，过去跟我们再熟的人也不跟我们说话，后来我说我们这帮都成瘟神了，你不说就不说，你不说，我也不跟你说，咱也不给你找麻烦，对不对？我们不怕呀，我们怕什么。所以不一样，知道吧。所以总理那时候去世的时候，大家心里是一种又悲又气又恨，对不对，你没地方去说去

解说：周恩来去世以后，赵炜继续担任邓颖超的秘书，一干又是１６年，每年除夕，赵炜都陪着邓颖超一起度过。赵炜的丈夫赵茂峰，虽然离开了工作上调离了西花厅，但是实际上仍然是邓颖超的“志愿兵”。

记者：实际上是你们家跟总理家，实际上是就像一家人的感觉。

实际呢，我们两家人，实际上我们把她已经当成，不但当成领导，而且当成父母辈地看待，因为我的那个子女都叫爷爷奶奶，所以我们都，实际上算是一家了，所以我在西华厅的时候，在总理那工作的时候，住在西华厅。总理逝世以后，那时候西华厅人都走了，我还是每天回到西华厅，下班以后回到西华厅，回到西华厅里去，这样为了西华厅的人多一点，我还叫我的儿子和女儿，也回到那里去，陪邓大姐。

因为我生病以后，仨月没在，没做工作，就把我先生请来代替我工作，然后我的父亲并不知道我动手术，回来以后，邓大姐见他，就说，你的，我无儿无女，但是你有儿有女，可是我把你的女儿给剥夺了，就说我享受有女儿这个生活，我父亲说，我身体好，没关系，您只管，她做不好要批评她，

解说：1976年之后，邓颖超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务。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与世长辞，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