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局长潘岳答《三联周刊》

   我注意到无论是你还是解振华都曾坦言，目前我国环境污染远远超过环境容量。一般公众如何理解污染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关系？

   你曾说“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十几年，却没有得到真正执行，这其间的原因是什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你还说过，从中国特有的国情，再不抓紧治理，就根本无法治理了，如何理解你的“中国特有国情”？又如何理解您的“无法治理”？

●潘岳:中国的特殊国情就是我们极为有限的资源环境容量和庞大人口的尖锐对立。在这个背景下看环境问题，你就会理解我害怕“有一天会治理不了”的担忧。

在半个世纪里，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半(从6亿增加到13亿)，生存空间却减少了一半(从可居住的600多万平方公里变成了300多万平方公里)。在人口远远超过土地承载力，资源极度短缺、环境容量极度狭小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却以高消耗、高污染的方式增长着: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1/2，单位产值的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经济不稳定的系数为世界平均值的4倍以上。与此同时，我国能源浪费消耗极大，一万美元消耗矿产资源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这种增长方式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我国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沿海赤潮的年发生次数比20年前增加了3倍，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污染的空气，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5个。     

长久以来，我们在认识上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去解决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事实是，可能我们发展到人均3000～4000美元的时候，这些危机就会提前来到。我们的那一点经济积累根本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可以恢复，社会危机付出政治成本也可以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产生，就不可逆转，会成为民族灾难。

另外，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注定中国不能够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世界大部分资源尚处于未开发状态:环境容量也很大，可以任由其排放污染。但现在工业化已经几百年了，世界的资源和环境容量已经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抛弃原有发展模式，转而寻求一种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即生态工业文明形态下的循环经济与新能源开发。我们既没有西方国家当初宽松的外部环境，也没有他们雄厚的技术可以对已经成型的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因此，如果我们不以调整工业结构、推广循环经济和新能源技术在发展中遏制污染的话，只怕时机成熟时污染已积重难返！

               过去环保局曾宣布对中国“三河三湖”的一揽子治理计划，淮河又是媒体考察这一计划的重点河流，我们三河三湖治理，当然也以治理水污染为重点，如何评价过去治理的政策选择？它的得失分别又是什么？

●潘岳:过去我们的政策是行政强制措施多，经济手段少，社会公众参与不够。这一管理方式对初期阶段迅速遏制重点流域剧烈的污染形势，全面启动和强化区域污染治理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在西方的一些环境经济理论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即当环境污染的边际破坏成本大大超过经济手段的边际治理效果时，命令控制手段更为有效。但是这种方式不利于调动排污单位的内部积极性，使污染物达标排放和综合治理成为企业主动的自发的自愿的行为，不是一种长效机制，容易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污染反弹。今后的政策方向是建立长效机制，更多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引入经济激励措施，促进水污染治理的市场化，加强污染治理的社会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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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环保要有中央、地方和公众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如果考察这三个方面，从环保的角度，他们各自的表现如何？是否地方的发展驱动力更甚于环境保护，而这又是否是你们工作上更具挑战的一方面？

●潘岳: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央提出来的。中央站在全局的高度和综合决策的位置，对环境问题自然有更为透彻的认识，其决策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然而，各地方政府普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一方面受城市化、解决就业等实际需要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服从于单纯“GDP”考核干部的机制，再加上没有足够的物质手段彻底升级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还面临着相当困难。要扭转这一趋势，除了继续加强“科学发展观”精神的贯彻之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中加上环保指标。目前，我们已经在四川、内蒙古和浙江三省(区)进行了试点。至于公众，我一直认为，这是近十年来兴起的重要环保力量。尤其是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其参与不仅发现而且解决了一批严重的环境问题，还迅速唤起了社会对环保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热情。公众的反应又影响了政府决策，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试验田，也是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孵化器。

——“也许，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文明的废墟上逼真地看清自己，对于环境本身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着邪恶和善良的两面性。面对环境，每一个人似乎都是卑微的，然而，今天我们也许该做的是从文明之上思考人类的生存问题，表现出自救和他救的伟力，也就是“从个人到集体，从一国到国际；从思想到行动，从灵魂到躯体”，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敬请关注世纪大讲堂八月四日（星期六）下午二点零五分节目《西方工业化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