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走向了大规模地破产倒闭,到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致使数千万职工下岗失业,数万家企业破产倒闭.我国现代工业的核心--机械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全军覆没.在此情形下,国家财政极端困难.实行所谓的财政包干制度.各级政府把手伸向农民.再加上贪官污吏对农民的肆意压榨,九十年代的农民,绝大部分负债务累累.这就是所谓"三农"问题来源之一.以下是杨芳洲先生的博客,读来有助于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冰山一角.

中国国家意志所主导的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改革开放，终于在1993年6月邓小平病重不能理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此之前，美国人、日本人等只能是在暗中悄悄进行渗透，收买官员、学者。而93年6月的宏观调控，则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美国人普理赫所说的“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的时期。买办及其身后强大的外国势力从此已能操控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何以见得呢？

93年6月以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有许多错误，尤其教育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腐败也在不断发展；但由于买办势力尚未发展到能左右大局的程度，主导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是体现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因此，人民（尤其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国企、民企及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效益普遍大幅提升，亏损企业不足10％。国家经济实力增长迅速，年均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银行等金融机构坏帐最多也就2％左右。农村的剩余劳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政权和公用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业，从未发生过大批工人下岗的事。教育和医疗也未成为群众承受不起的沉重负担。不合理的商品比价逐渐得以纠正，市场价格机制在93年已基本形成，其巨大的调节效率很快就要显现出来。

但是93年6月的宏观调控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自主方向，自那时起近十年紧缩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94－98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后五年严重的通货紧缩。被刚形成的市场价格机制调节出来的大量生产力统统成了“过剩”的产品和生产力。一大半企业倒闭（国企、私企、集体企业都一样），经济损失超过四万亿元。银行坏帐高达30％。城市数千万人失业，数亿农民重陷贫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又有了新的扩大。

但令人奇怪的是，中、美、日三国的官方传媒和“权威机构”却异口同声地将此炒作为“中国的经济神话”。“软着陆”“高速度”“出色的宏观调控能力”等谥美之词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在美国甚至还有我宏观调控应得“诺贝尔奖”之说。此“中国经济神话”的另一版本就是被美、日进一步煞有介事炒作的“中国威胁论”。 而中国国内关于经济政策高度统一的舆论则完全是靠行政手段造成的，在邓小平时代一直被允许的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公开争论，在1993年年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就成了禁区，大权在握的最高经济权威要求宣传工作必须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严格的一致。实际发生的经济灾难和呈现在国内外传媒上的“巨大成就”强烈的反差，至少说明了两点：

1. 我们的经济政策被外部势力严重的有意误导，这只能是经济战。

2. 我们内部有人对敌人的经济战给以了有力的配合。这也是使我造成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持续紧缩货币后经济极度萧条，失业和贫困最为严重，物价、工资最低的时候，美国人来了，沃尔玛等大量美国公司纷纷利用中国经济的低迷与许多中国企业签订了最为廉价的供货合同，仅仅使中国企业能以最低成本维持再生产，利润几乎没有。中国经济就这样由原依赖国内市场转变为依赖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的最廉价商品供应国。

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顾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财产、生活的惨痛损失，蓄意坚持其受到美国鼓励的灾难性经济政策，据他自己解释：“我本想把泡沫彻底打下去，再通过出口把经济带动起来。谁知我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它（指经济）就起不来了。”他这番话本意是为其持续紧缩货币和高税率的错误政策辩解，但无意中却说出了其宏观调控的内在真实目地：将以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依赖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是其借宏观调控有意为之。其实所谓“一脚刹车踩下去它就起不来了”完全是瞎掰，只要他踩刹车的脚稍微抬一抬（将货币政策或企业税率松一松），中国经济很快就会恢复增长。之所以长期实行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政策，甚至在长期严重的通货紧缩时期却悖理地仍将防止通货膨胀作为主要“调控”目标，其真实意图无非是为了将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尽可能保持在最低程度（也就是让外商实现最大的利润）。

不仅如此，出口商品换来的美元，其中绝大部分还要再拿回美国去买美政府国债，以支撑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这与美国利用一切手段贿赂威胁各国政要（甚至不惜策划暗杀和发动战争），将中东及全球众多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美元再投入美国购买美国债的经济战计谋如出一辙[注1]。可见如此使用外汇完全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和要求。而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敌意和分裂意图已经表面化，有人从国家安全角度对此外汇使用政策提出异议，但那位当时的最高经济权威却以美国债的高利率收益为由批驳这些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见。

中国经济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的由内需型向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这种转变，对中、美两国各自带来了什么呢？

美国人无疑赚得金玉满堂，处处皆获巨利而无一小失。不仅美国公司获前所未有之巨大利润，而且正如美国和西方舆论普遍指出的那样：大量极廉价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政府过量发行美元毫无通货膨胀之忧，因此是中国人在对美国的全球扩张（包括对外战争）政策提供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美国为中国商品而支付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国买美政府债券，不仅再次支持了美国财政，而且抵消了美元通过交换他国商品而掠取了世界财富后便具有的不可避免的贬值因素和趋势，支撑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

所以，总的说来，美国因购买大量中国商品而获得了四重巨大利益。1.公司利润。 2.对美国财政商品形式的支持。 3.中国美元对美财政货币形式的再次支持。 4.抵消了美元购买他国商品而产生的贬值因素，支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注2]。

而中国得到了什么呢？1. 超过四万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真正银行坏帐的2倍）。2.大半国内企业破产倒闭。3.数千万城市工人下岗失业及数亿农民重陷贫困。4.银行金融系统风险空前严重，坏帐约3万亿元，坏帐率30％。三角债则不知高出银行坏帐多少倍。（以上四点前文已经指出，下面接着指出几点。）

5.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那位最高经济权威通过高增值税率将其错误的宏观政策造成的巨大损失转嫁给了地方，各地方则也通过加重税费负担层层下转，最后这些损失统统落到最无权势的农民身上，使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又迅速扩大。我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巨大的经济损失而空前紧张，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奴隶制剥削，教育和医疗成了赚钱牟利的“产业”，教育、医疗、住房成为民众难以负担的新“三座大山”。[注3]

另一方面，宏观政策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转嫁，大大加剧中央和各地方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注4]

6.中国企业因社会利润空间消失殆尽而只能拼命压低成本，为生存而挣扎，因此统统是短期行为，过一天算一天。不仅根本无力自主研发，技术上永远依赖外国；而且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环境污染却越演越烈，经济秩序空前混乱。

显然，经过90年代中期中国宏观调控的中美商贸关系，美方尽占一切利益而无一小害；相反，中国得到的则是成本、代价、风险、失业、穷困、负担、屈辱、停滞落后、社会动荡、环境污染，离心离德，总之有百害而无一利。

当然，中国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无所得，除那位最高经济权威的儿子当上了美国最大金融财团的CEO外，中国各级政府还得到了GDP的统计数字，而2002年底以前的GDP数字经常还是编造出来的[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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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见美国前特工约翰.珀金斯(John Perkins)所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广东经济出版社）。

注2：由于美元在其他国家内部不能作为货币流通而只能用于国际贸易，因此在理论上，美国不断扩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总额，既是其无偿占有的世界各国商品和劳务总额，同时也是货币市场上美元供大于求不断增加的差额部分，因此也是美元必然贬值难以改变的长期趋势。

美元贬值不同于其它货币贬值，美元是世界货币，具有世界一般财富储藏手段的职能，因此其绝对不可以具有必然贬值的长期趋势而应是长期坚挺的货币，即不能因持有它而受贬值损失，否则必将从世界货币的宝座上被排挤出去。

如美元一旦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将因需求减少而导致其币值大幅跌落。美国将因此而发生重大的经济灾难。美国大量的土地、不动产、优秀企业及大学等学术机构都将被外国人以极低的价格买走，然后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倒闭风潮，接下去由全面的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类似俄罗斯和东南亚曾发生过的经济灾难）。

注3：有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的恶性发展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是不能兼顾公平和效率所致。此论谬矣！不错，经济发展是会产生两级分化。但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过分发展的贫富差距则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恰恰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即买办内奸勾结不怀好意的外国势力等为剥夺社会公众形成财富外流而采取灾难性的经济政策，消除了社会利润空间并导致难以弥补的巨大经济损失的结果。（巨大的经济损失谈何效率？） 社会利润空间的消失意味着原有的经济关系已无法维系再生产，（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 于是只有拼命压缩成本一条出路。而在紧缩的经济环境中经营者只能靠短期行为苟延残喘，既无力搞科研开发提高生产率，也难以靠扩大生产和流通规模降低成本，于是只有压缩剥削最无权势者的利益――即靠尽量压低劳动者工资来降低成本，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以暴力维系强迫劳动的奴隶制；以及普遍的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破坏生态等等。

在此大环境中，所有个人及其家庭的不幸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事情。当 “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导致了我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财富外流，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及人民的普遍灾难就已注定了，不同的只是厄运降临对不同的个人家庭具体时间和场合的差别。他们或下岗失业，或为破产业主，或为遭人算计损失惨重的投资者，或作挣不着工钱的民工，或作包身工，或去黑煤窑，或被拐卖黑砖窑作奴工，或为娼为盗，或被黑了良心的医生谋财害命，或子女学费导致家庭负债破产，或吃了假冒伪劣食物药物而中毒，或因环境污染生病早逝等等。用过去最通俗的政治术语来说，所有这些灾难都是“阶级仇民族恨”（这个罪恶的阶级就是官僚买办阶级）。

注4：即使货币供应已紧缩到流通环节濒临崩断的地步，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仍要刻意制造地区之间的差别待遇，资金在全国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优先大量投放上海，形成上海及周围地区资金充裕的环境，因而有了上海及苏、浙等地的经济奇迹和政绩。而对东北，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仅以一般性的宏观政策紧缩其资金供应，而且亲自跑到东北一个个大型国企，以清理三角债为名逼其还清债务，这些东北大型国企一般都债权大于债务，但债权不能流通，因而其资金周转都已极度困难，如其还清债务而债权无法变现收回资金，这些断了资金供应链的企业只有立即停产乃至破产，但提出此问题的国企经理立即被最高经济权威免了职，于是这些东北大型国企一个接一个在还清债务后，相继抱着一大堆无用的债权停产、破产。东北这个我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就这么被（不仅是错误的宏观政策，而且还有蓄意人为的因素）摧毁了。大批勤劳、智慧的东北熟练产业技工和工程技术人员――这些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因而失去了工作。那些年东北人民有着怎样的心酸和苦难，有多少家庭是靠其成员为盗为娼抚养子女的，后人的历史和文学作品定将对此有催人泪下的描述。

东北人民的遭遇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对我东北怀有野心的外国势力与我买办汉奸相勾结的“杰作”。在东北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后，网络汉奸们便大肆鼓吹“中国人管不好东北，东北只有交给日本人治理才有希望。”

注5：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大公司在94年后长达数年之久的时期内，在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中都与其本国官方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公开评价南辕北辙。这些大公司几乎都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滑坡，（因此这些大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及以后在华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先建立足点而不先急于大量投资。） 美国和日本政府不可能不清楚这些有根有据的分析判断。（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大公司都有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所在国情况的任务。） 

就连美国的一些经济学爱好者也觉得政府的“中国经济神话”和“中国威胁论”非常荒唐，他们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政府统计资料的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在同样的中国政府统计资料中，与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数字相矛盾的是中国能源消耗及中国民航等行业连年的大幅萎缩。他们根据中国官方各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准确地判断出：94－9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严重衰退。从99年以后的几年止住了衰退，经济出现了正增长，但远未达到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美国政府却对这些经济学爱好者的报告装聋作哑，不置可否。（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解释说，94年后能源消耗连年大幅下降是推广节能措施的结果，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矛盾。但到了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真正快速增长，能源供应全面紧张之时，经济学家和管理部门却又说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在产出同样金额的GDP的条件下比发达国家高出三倍以上（十几年前就是这样）。这就是说，2003年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起十年前其实并无多大改进。这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家对94－98年自相矛盾的统计数据的解释完全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