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5年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同杨开慧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回到韶山，住了近七个月。他利用搞农村调查和发动农民运动的机会，多次到大秀家拜访。3月26日，他首先拜访了岳父罗合楼，还在罗家与罗合楼、罗合楼的堂弟罗立芳、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等在一起吃中午饭。他的两个小姨子即大秀的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湖南湘乡金石镇关王村杉树塘的黄谱臣和韶山冲的毛华村(解放后，她们都已不在人世)。但毛泽东依然把他们当亲戚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秀的堂哥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进京一见。接到这位大舅哥的信后，毛泽东欣然同意。1950年1月24日，连襟黄谱臣致信毛泽东，提出想回乡或到其他地方谋生。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后，看到黄谱臣的来信。5月8日他复信说：
　　一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只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
　　1950年5月，毛泽东派毛岸英回湖南省亲。毛泽东特意交代毛岸英到韶山后一定要看望舅舅罗石泉。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了韶山后，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毛鉴公祠与他会面。毛岸英不仅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在临别时还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和人民币(旧币)500万元 (合新币500元)。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冲。他给父亲上坟时，旁边就是大秀的坟。他是不是也在心中对大秀说了什么？没人知道。第二天，他请一些亲友、乡亲叙旧，吃便饭，指名请了毛华村。毛华村接到通知，赤脚走到招待所，激动地说：“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毛泽东说：“不要紧，随便一点好。”他当即叫人拿出自己的一双大皮鞋，送给毛华村穿。毛华村说，皮鞋大了，不能穿。随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毛华村的家庭情况。当问到他有几个子女时，毛华村回答：“我同您算是‘连襟’，前妻生了三个，后妻生了两个。”晚上吃饭时，毛泽东要毛华村与他同桌，并热情地为毛华村敬酒敬菜。饭后，毛泽东又座谈、合影留念。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的婚姻家庭尽管发生了些变化，但他始终没忘记杨开慧和她一家。解放后，他分别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给杨开慧扫墓。他还书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纪念杨开慧。他把杨开慧家当作自己的家，饱含深情。从上井冈山后的二十多年中，毛泽东一直惦念着妻子杨开慧的家人，但受条件限制，联系起来很困难。1949年8月，他收到杨开慧的哥哥、嫂嫂通过解放军军用电台发来的电报，马上复电，为他的师母和岳母向振熙老人还健在表示欣慰，向她致敬，介绍了岸英、岸青的情况，并询问“家中衣食能否过得去”，希望来信告诉他。从此，他不断地向老人尽孝。1949年9月，有人去长沙，他托人给岳母捎去一件皮袄，使老人感觉到女婿关心的温暖。
　　1950年，岳母八十大寿，他吩咐儿子毛岸英专程回湖南为她祝寿，带去两枝人参。岳母九十大寿时，他又寄了200元钱，写信请杨开慧的堂妹转赠老人或买成礼物送给老人。他主动承担起了赡养岳母的义务。从湖南解放到老人去世，他一直从自己工资中出钱，给岳母寄生活费，从不间断。有一次秘书疏忽了，时隔半年，他知道后，马上让秘书补寄。1962年，毛岸青与邵华(又名张少华)结婚后不久，毛泽东就让他们回湖南老家看望外婆，并给杨开慧扫墓。杨老夫人虽然已九十二高龄，但并不糊涂。她一手拉着外孙的手，一手拉着外孙媳妇的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同年老人去世，毛泽东给妻兄发去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
　　毛泽东没有忘记与他相伴近10年、患难两万里的贺子珍。夫妻名分不在了，战友情还在。他既真诚地关心着贺子珍，又十分注意把握分寸。

　　1949年5月，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到北京香山，强烈要求毛泽东与贺子珍复婚，要为贺子珍争得她“应该得到的”夫人地位。毛泽东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没有同意。后来，他对人说起他与贺怡的这场谈话，说：“贺怡想让我同贺子珍恢复关系，贺怡真不懂事，我怎么能与她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同年夏，贺子珍到天津暂住。毛泽东派工作人员阎长林带着娇娇前去看望贺子珍。阎长林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当阎长林谈到贺子珍回忆往事时说的一段话时，毛泽东说：“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1950年，毛泽东接到贺子珍与兄嫂联名写来的信后，回信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三个“第一”、一个“大局”的嘱咐，可以说是千言万语一句话，既饱含毛泽东对前妻和老战友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家庭团结和政治影响的细致考虑。
　　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与贺子珍复婚，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老战友。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婚。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与贺敏学的一次长谈中，要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回答说：“子珍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毛泽东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其实，他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设身处地为贺子珍考虑的。他已经和江青成了家，并且已有了女儿。贺子珍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
　　李敏回到毛泽东身边后，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但毛泽东很少给贺子珍直接写信，基本都是通过李敏转达他的问候。
　　毛泽东考虑贺子珍一人在外地十分寂寞，而且身体不好，就让李敏每个假期，都去看妈妈。每次去看妈妈时，李敏总要奉父亲之命，背上大包小包的东西，给妈妈捎去，同时带去爸爸对妈妈的问候。假期结束时，李敏又奉妈妈之命，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到北京，其中有毛泽东爱吃的食品和蔬菜，还有给江青、李讷和毛岸青夫妇的东西。有一次，贺子珍让李敏给毛泽东捎去一个精致的骨雕耳勺，她知道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毛泽东感慨万千，他从李敏的身上看到了当年贺子珍的影子。
　　1954年，贺子珍从收音机上一遍遍收听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开幕词的录音，精神受到刺激，病得很重。毛泽东听说后，知道贺子珍为思念自己而病，和李敏一起流下了眼泪。他急忙让李敏去上海看护贺子珍，并托她带给贺子珍一封信，劝贺子珍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吃饭，不要抽那么多烟。贺子珍收到毛泽东的信，听从他的劝告，开始吃饭吃药，逐渐恢复了正常，而且把烟也戒了。
　　毛泽东在向陶铸夫人曾志谈贺子珍时，满怀伤感：“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设法与阔别20年的贺子珍相见。当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人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贺子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毛泽东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当贺子珍情绪略微稳定后，毛泽东询问了她的生活情况，详细地了解她在苏联的遭遇。贺子珍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毛泽东见夜深了，让人送她下山。江青即将来庐山，毛泽东为避免引起江青误会，影响家庭团结，没有再见贺子珍。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位老战友解放后惟一的会面，从此二人永别。
　　庐山见面后，贺子珍病倒，一连几天，谁劝也不吃东西不喝水。毛泽东很着急，派刚刚结婚的李敏到南昌照顾她，要女儿“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他考虑到贺子珍不愿喝水，专门准备了两筐水果，让女儿带去给贺子珍解解渴。他又担心李敏遇事处理不了，派了一位管理员与她同往。在李敏的陪伴和精心照顾下，贺子珍慢慢恢复了正常。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年后，贺子珍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京。她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的坐像前，深情地献上了一个1.5米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事前，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贺子珍都亲自过问。
　　为了维护毛泽东现有家庭的团结，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孤身一人住在上海、江西等地，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到北京。在谈到与毛泽东分手的问题时，贺子珍从没有怨过毛泽东一句，她总是说：“是我不好，我当时太不懂事了，我太任性了。”她做到了毛泽东要求的“他人第一，顾全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