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魏县一则关于干部任用的规定引发争议，该规定是这样的：要想升迁首先要有父母德孝证明，无德不孝一律不考虑。实行以来，据说目前魏县已有3名科级干部、8名股级干部由于德孝行为有瑕疵未被重用。另外一个据说是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支持这个政策。这事儿没看见数字，反正“绝大多数”这个词儿听着挺有意思的，正好跟经常听见的“一小撮”对应，群众的眼睛又雪亮了一次。
要说这个德孝有瑕疵未被重用也不是起自今日，当年有个叫做“举孝廉”的制度，是乡间有德行、有孝道的人专有的进身之路，由此可以当官。后来虽然有了科举制度，但要是您不够德孝的话，也是要被弹劾的，有人守尊亲之丧不足三年（实际是27个月）就被剥夺了官职。但要是了解那段历史的话就会知道，这基本都是附属的罪名，实际都是政治斗争的借口。要是真需要某人的话，下个“夺情”之诏，这三年的守丧规定就化为乌有了。
这就是让人担心的第一点：权力对于德孝的定义能力。我们知道，从古到今这个德孝的标准经常是变动不居的。“德”咱们就不说了，原来还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德行呢，现在谁弄这个就属于散德性了。至于“孝”的标准也古今有所不同，早年间儒家讲究即使是舜的父亲犯了罪，舜也应该背上老父亲放弃帝位而逃走，现在咱这里都说是要“大义灭亲”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这就是行政的权力借着道德之类的玩意儿说事儿，以便于向上可以炫耀政绩与自己的道德观之正确，向下可以利用手里的权力干涉社会道德。文革的时候宣扬的道德观是公物高于个人生命，于是就忽悠到某人在洪水里去追电线杆子，因为那是公物。现在谁要是这么要求别人，给他一个大嘴巴是轻的。但这些标准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总是以有权者的标准为标准，然后随着他们高兴而发生转变。
道德与孝道都是一个社会自发形成的东西，提炼升华而成为法律，进而成为约束全社会的最低线。但德孝本身只能用公众舆论来约束某些行为，行政力量本身不但不该定义，甚至也不该以此来作为标准衡量一个人的升迁与否。这就等于是行政的力量定义了德孝之后，在法律之外居然还有了某种形式的处罚权，而这个又不是“公罪”，直接侵入私人的领域当中了。
另一点就是这种关于德孝的规定所走之路，又是那种以身作则的路子。这个路子按说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咱这里往往弄着弄着就成了“以身作贼”，官员的形象如何相信我们就不用探讨了，加上这个德孝的考语与界限，有多少人相信他们真的德艺双馨还真是个未知数，这也是上文说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支持算是“据说”的原因。
其实官员们的个人私德如何虽然对于社会管理有所影响，但实际上如果有所约束也不会败坏什么社会风气。主要是在监管不利的同时，我们这里还致力于把很多没有出事的官员塑造成道德楷模，一旦出事之后，马上就成了道德堕落的典范，两者的落差之大，足够让人怀疑这个官场是个盛产伪君子的地方，连带着大家也就不相信官方所标榜的道德之类的玩意儿了。要说这些年我们这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也算是原因之一。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德孝政治让人担心的地方。万一将来这个贫困县再抓出几个贪官来，德孝治县就会再次成为笑柄，情何以堪嘛。顺便说一句，据说现在当官有鸡犬升天之说，要是某人对于家人确实有着很好的私德——比如弄点儿工程承包什么的——这大概也不会有家人给他一个差评吧？
那么不讲德孝又将如何呢？自古以来 德孝是分辨人和禽兽的标准 。如今道德沦陷 ，岂能和54运动以来（尤其文革）对于传统道德大加讨伐无关？
不过 我承认你的文章有道理 道德归道德 依旧要讲的，法律的归法律 应该是两吗事 。
无论如何,讲总比不讲强.
说得中
正因为最缺德才要讲求孝德。
总观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人类文明历史，没有不讲德孝的。没有德孝就是一盘散沙。五四新文化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责任披在孔子身上，是太抬举孔子了。如今逐利占主导潮流，自己获利就是行为中心，中国还有什么文化吗？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讲点德孝有什么不好。
历史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诉我们又该这样了
官德沦丧，只能退而求其次了。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了难道还想吃白面馍馍？
楼主是小人
此书记最没有道德!
五岳散人
三级宪政专家兼风月帮执法长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