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习的哲学根源

□/徐强

有钱人出国旅游，随地吐痰，乱丢垃圾，高声喧哗，穿着睡衣在星级酒店大堂走来走去……这些不文明行为影响了“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官方用语），使国人的陋习再次成为讨论热点。家丑不可外扬，这是老祖宗的教诲；即使在家里，恐怕也不便过于张扬。偏偏有人就是要张扬，就是要朝地上吐几口痰，就是喜欢随随便便，一不小心，老毛病又犯了。

在这些事情上，社会病理学家们从来不愁没活干，又是找病根，又是开药方，不亦乐乎。有人归咎于“素质”，有人归咎于“国民劣根性”，还有人挖“文化根源”，挖出来的结果是，中国人私心太重，缺乏公共精神与公德意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道理。我不是社会病理学家，但一时技痒，忍不住也想略谈一点浅见。

1860年来华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J·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描述了他对当时中国城市的印象：城建缺乏规划，街道狭窄，路面坑洼不平，路边没有树木，下水道因为失修而堵塞，小摊小贩占道经营，杂乱无章，“到处都是垃圾和难闻的气味”，人潮汹涌，众声喧哗……令他奇怪的是，即使在如此肮脏、恶劣的城市环境中，人们也仍然有说有笑，能够“从这失去了浪漫和诗意的生活中找到乐趣”。

如果麦高温对长期处于中国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作过深入研究，他的疑问将会迎刃而解。从整体上说，儒学是属于“内向”的哲学，尤其注重身心的内在修养，提倡从内心悟道，忽视对外物的追求。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些都是批评只重外表、不重内心的话。颜回吃的东西很俭朴，住的地方很简陋，孔子却大为叹赏，称之为贤人，原因就是颜回已经在内心修炼到家了。那个主张“纳妾有理”的文化怪胎辜鸿铭，是深得儒学精粹的，所以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开篇即说，一种文明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城市是否巨大、建筑是否宏伟、马路是否宽阔，而在于人的本质和个性是否温顺善良。

这种和传统农耕文明相适应的“内向”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以及言行举止。事实上，在遭遇现代工业文明的猛烈冲击之前，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大声喧哗、不修边幅，等等等等，对中国普通大众来说，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小节”问题，有时候还被视为“性情流露”的标志，正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源自西方的自由竞争学说属于“外向”哲学，其工业文明则是“外向”型的扩张文明，偏重于对物质的追求与享受，改造外部环境的欲望强烈，公共精神更是传统悠久，因此外国人对中国人的陋习“大惊小怪”，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何调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成功地实现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使公民养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道德与新精神，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自然，这并非一篇千字文所能论述的，还是留待方家去进行宏大叙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