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习的心理根源

□/徐强

人们对自己的房子总是爱护有加，勤于打理，使之窗明几净，纤尘不染。而一到公共场所，则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假设法律上真有类似于“凡随地大小便者一律没收工具”这么严厉的条文，恐怕短期内也很难奏效，无法将种种陋习一扫而光。

有研究者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指出，人们在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的表现迥然不同，乃是因为个人私心在作怪；私心的膨胀减弱了人们对公共环境的“认同感”，导致了公共精神的缺失。1872年来华传教的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如此写道：“中国人不仅对属于‘公众’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若防范不严，便唾手可得，很容易成为偷窃的目标。”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形，明恩溥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江山只是“当今皇上”的私产，与平民无关。老百姓不但对清政府没有“认同感”，时不时还会“搞破坏”。当然，现在早已不是“皇权时代”了，但某些地方、某些部门的官僚主义现象，难免会使公众产生错觉，觉得自己并非国家的主人，公共事务只是“官方事务”，公共建设只是官方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和公民个人没有多大关系，因此参与的热情并不高。

以上是基于个体心理的考察而得出的解释。如果从群体心理的角度进行思考，将会获得另外一种解释。

埃利亚斯·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一书中指出，个人在面对单个陌生人的时候，会产生恐惧感，而当他身处群体之中，比如在公共汽车上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的时候，非但不会畏惧，反而能感受到群体的力量。卡内提的描述与群体犯罪心理学的道理是相通的。在一起案件中，共犯越多，个人的犯罪感就越轻。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的人越多，个人的羞耻感就越轻。此外，群体成员之间往往容易互相“感染”和“模仿”，形成“共性”与“相似性”。弗洛伊德说：“在原始集体中，人的情感得到强化，人的智能受到限制。”也就是说，个人在群体之中的行动受“情绪”的支配大于受“理性”的支配。这个原理很好地解释了如下现象：每个人在独立思考的时候，都很清楚乱丢垃圾、随地吐痰是不文明的行为，一旦到了公共场所，有些人却又常常不假思索，做出和自己的道德判断不一致的举动。这种举动对他人产生心理上的“暗示”作用，在群体成员之间相互“感染”和“模仿”，最终形成陋习的“集体无意识”，使群体表现出“陋习多发症”的特征。

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要想减少乃至根除陋习，当务之急是发展民主，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最好的素质教育”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随着公民个体素质的提高，群体成员之间的“感染”和“模仿”也将由“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即使群体的平均素质仍然有可能低于某一部分人的个体素质，但至少在整体上会趋于一个良好的方向——这正是文明社会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