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这里之后，我加入了“口述历史”节目组。当时，组里有一个制片（我们的头），两个老编导（年纪轻轻阿，只是资格老），一个刚刚从别处借调来的编导，一个来搞大学实习的小妹妹，还有一个两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的实习生，还有就是我，一个只是学过历史，对电视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当然，由于对电视的无知，对于这样的人员构成我并没有表示应有的惊异，直到有一天和一个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朋友聊起，从她打死不信的表情中，我才知道我们的组织是多么的短小精悍。

报道的头一天，就在电脑前面坐了一个下午，并且在下班之前，在制片的亲自指导之外，学习了非线编辑的基础知识，“非线”这个名词我还是自学的。当时心里还感触，恩，快狠准，起码已经感受到了“快”字诀。编电视，当然不是学了基础知识就可以马上上手的，所以我开始帮忙联系嘉宾，和人而不是机器打交道。最初上班的两周的记忆似乎有些模糊，因为当时自己的状态就是懵懵懂懂的。第一次让我激灵惊醒，是我们第一次开策划会。

对我而言这个策划会还挺隆重，因为邀请了专家，春台也参加了。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拓展题材。其实会前我是不明白的，口述历史，不过是请一些有精彩经历的人来讲自己的故事，遍地都是素材，根本做不完，何须拓展？岂料做电视却非简单。首先，题材要是多数人听说过的，这样大家才有兴趣一探究竟；其次，讲述的人要会讲，这样片子才能条理清晰，故事才能更加动人；再次，同一个事件，要挑选最适合的人，力争客观全面真实。众多条件综合下来，选择题材成了重中之重的环节。而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困难远非如此。

大陆媒体对于政治的从属地位，当然是无需讨论的，而且往往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焦点访谈这样的节目，也无非揭露一下煤矿隐瞒了多少遇难人数，哪个县太爷犯了众怒，诸如此类，对于题材的选择，仍然还是非常谨慎，而且往往还需要给个巴掌吃个枣，褒贬结合。当然不是说媒体的工作就应该揭短，寻找社会的阴暗面，让所有的节目都染上悲壮的色调。只是，在媒体撞上黑镜头的时候，常常会调转摄像机，视而不见，更不用说去挖掘这样的素材。

我印象很深，一个学媒体的同事和我说，媒体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行业，是因为媒体代表了一种话语权。通俗的话说就是媒体可以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这些话是主持人说的，编导说的，节目的策划制片要说的。不管你的节目是如何的追求客观真实，都无一例外要打上所有参与制作的人员的个人烙印。题材的选择实际上就是这个烙印的标志。凤凰这个标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会替百姓说话的窗口，对于台里的人却是印在脑海中，代表着每个努力做节目的人的良心的。我们的节目面临的真正的困难就是我们希望本着良心去解毒历史，而现实的管制，让我们不得不绕开良心，这样的冲突矛盾往往不经意间就体现在了节目的波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