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GDP已经超日，赶美也被西方媒体说得指日可待了。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地球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评价。

　　来自中国统计局的数字也似乎验证了这点。据测算，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39.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上年增长10.3%；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21.3%。前者，使得中国的GDP约占美国的三成；后者，则使中国的财政收入仅次于美国。应该说，中国的国家之富是实实在在的，但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感觉却有些异样。因为去年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比上年增长11.5%。对比之下，财政增幅速度几乎是居民收入增幅的2倍。形象的说——锅里很满，碗里不足，大河水大，小河水小。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民众的眼里，GDP和中央财政的摊子越大增幅越快，反而越发焦虑和不满。值得一提的是，GDP的增幅往往是靠政绩工程来实现的，其中备受诟病的楼市对GDP的贡献尤大；而公共财政提升的动力主要来自税收，其引擎作用占了88%。可以这么说，去年财政收入的增幅是以居民高税负为代价的，高税负则意味着居民收入的降低。

　　与此同时，中国迎来了高通胀时代，去年民生体味最深的就是物价涨个不停。如果说国富让中国窥见到了强国崛起的梦想，民穷却让普罗大众无尽慨叹：幸福在哪里？通胀与幸福无缘，蜗居是幸福的反讽，股市是销金窟，房市是资本和权力合谋制造房奴的陷阱……

　　更可怕的是，相比GDP和财政数字，低微的居民收入数字还只是平均数字。考虑到少数新富者阶层占有多数的财富，加上中国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这个平均收入数字的民生内涵就更加打折了。

　　两极分化，并不仅仅是贫富阶层的财富分化，还有国家财富和居民收入的极端分化。前者不解决，直接导致社会阶层的割裂，刺激“仇富”情绪的滋生；后者长此以往，则会带来“仇官”思潮，诱发公信力的丧失。中国正处于人均4000美元的瓶颈期，如何避免拉美国家的教训，使中国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是中国面临的迫切难题。

　　历史上，中国并不乏“盛世”的荣光，但“盛世”一直没有解决好国富民也富的问题，所以那些“盛世”就像历史云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融入全球……中国追求的是契合普世通则的崛起，而不是传统的盛世。因此，民权、民富应该是衡量中国崛起的关键要素。现在中国有了极强的国力储备，具备了丰富的财政基础，眷顾民生应该是基本要义。

　　何况，即使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角度讲，也强调“损有余补不足”（老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因此，放弃唯GDP主义，加大公共财政向民生工程的转移，构建让民生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保、医保体系，通过财税调节平抑财富分配不均都是当务之急。重要的是，这些都不能流于形式，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上。

　　《纽约时报》认为，下一个30年是“80后”的“中国梦”。中国，能否更快地让“60后”、“70后”也享受到国富民也富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