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哪儿也没去，看了两本书。一本是《丁盛将军回忆录》，一本是《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不用说，这样的两本书，讲的除了是当事人的人生历程外，也是对那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历史现象的重建，此外，可以想到的是：也是对当事人自己某些行为的辩护。
这两本书都应该归于“自传”一类，都具有特殊史料价值。两本书基本上都是按口述历史的形式完成，但写法上稍有不同。丁盛的书，基本上是记录丁的讲述和回顾，是“有闻必录”的那类，保留了作者的性格特点和语言风格，所述历史即使有错讹，也照记无遗，惟由记录整理者（分别是金光和余汝信）在注释中加以说明。陈伯达的那本，由其子陈晓农“编纂”。看得出来，陈子史学功底深厚，对文化艺术、中共党史，乃至哲学和政治学俱有较深入研究，所以，陈书带有较浓厚“对话”的意味，即，编纂者的参与程度较深，在对谈中有意设置议题，引导对话方向。这样两种不同的自传写作风格，都各有其妙。
对读者来说，读完这样的两本书，我想很多人不会让自己的思绪只停留在对特定历史人物的命运唏嘘感喟之上，他们会对毛现象以及他那个时代，乃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更多深入的了解。一个更大的题目或许是这样的：上世纪的那段历史，会带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
前些年，曾看过丁东写的一本书：《反思历史不宜迟》，感觉那本书写得非常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历史需要反思，需要重构。但近来，我的看法有些犹疑困惑，觉得或许不宜操之过急，还是一点一滴地做起比较稳当，就象丁和陈所做的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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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who goes out weeping, carrying seed for sowing, will come back with songs of joy, carrying sheaves with him.Psalms 126:6 撒泪出去播种的，必抱禾捆欢喜归来。
